▲点击视频观看了解日本人的“中年困境”

《中年漂流：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

[日]小林美希著

邹韵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被日本社会拋下的273万人，经历就业冰河期，成为中年自由职业者。他们只因为找不到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被迫放弃恋爱、婚姻、生育、人际关系、房产，不断失去一切的人生，看不见梦想和希望……本书以采访的形式对中年自由职业者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

>>书摘

（节选一）日本的困境：“一胎过后生育难”

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面临卵巢退化等难以怀孕的情况，也就是说晚婚晚育可能是导致“一胎过后生育难”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更加严峻的是，雇佣不稳定等经济因素而导致的“一胎过后生育难”。

上述《2018年夫妻生育意愿调查》公布的结果显示，“二胎之难”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回答“经济因素”的占所有受访母亲的84%，位列第一。而在针对全职工作的母亲的调查中，有57.8%的母亲回答“工作因素”，这是由于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回归职场会面临诸多的不利因素。其他理由中占比较多的还有“照料第一个孩子已经精疲力竭了”（49.1%）、“（看孩子的压力所导致的）心理因素”（45.0%）、“年龄因素”（43.2%）等。

排名第六的原因是“社会制度因素”（32.2%），这是因为托儿、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可以说，怀孕、生育、育儿期男女双方的雇佣问题、托儿所问题已经成为“二胎之难”的现实因素，我们不可忽视。

从国家角度而言，如果想让夫妻生育理想子女数，就需要保证夫妻双方收入稳定并减少长时间劳动，保证托儿所稳定运营。但事实上，目前的政策还远远不够。

女性的“生育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习惯于把这一问题同人口的减少相提并论，这导致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不能生育”的女性。

但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想生而不能生”，换句话说，问题在于难以让女性“安心生产”的社会现实。有一种说法叫作“机会损失”，意思是无论女性能否选择生育，因为社会性因素的阻碍而导致女性无法实现某种期望，虽然这种表达有不妥之处，即便如此，对于想提高出生率的日本而言，当下的情况的确让人感到焦虑。

“一胎过后生育难”问题，同“不孕不育”相比，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也没有让人感到紧迫。但对于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的日本来说，这种打击犹如温水煮青蛙，形势会越来越严峻。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尽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出台相应的解决措施。

▲日剧《人生I字路》剧照

当下特别需要创造的就是让女性安心工作的劳动环境。的确，女性与男性在许多问题上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比如许多人即使到中年仍然没有走出非正式雇佣，转正的机会也寥寥无几。另外，相比于男性，女性还要在怀孕、生育期面临被迫离职的风险，育儿期过后再回归职场，也会遇到种种压力和阻力。然而，这些问题往往隐藏在统计数字之下，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和理解。

许多女性生了孩子后就被迫离职。总务省统计局的《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五年间，“由于生产、育儿原因”被迫离开原工作单位的女性，2017年达到102.48万人，其中调查之时仍处于下岗状态的有71万人。并且，这些女性即便重新开始求职，也只能得到非正式雇佣的职位。根据《兼职劳动者综合实际状况调查的概况》（2016年），在回答“工作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时，17.5%的女性表示工作是“为了维持生活开支，自己的收入是家庭开销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些女性中，36.4%的人回答“工作是维持生计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对于许多已婚女性以及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她们也应该算作自由职业者大军中的一员。

35岁至54岁的女性非正式职员，属于被扶养对象，因此并未被纳入“待就业”的范畴。据《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这一人数在2017年达到了414.32万人。这也就是女性中年自由职业者这一群体的总数。

无论是已婚女性还是单身女性，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采访来审视女性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节选二）依靠舍弃人而达成的经济是脆弱的

在第三章我已经有所论述，企业业绩的增长和稳定的雇佣，这两者并不冲突。传统的日本型雇佣模式，设立了从员工角度出发的福利待遇以及自由轻松的职场环境。而当下一味追求利益的企业，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这种“古老”的价值观呢？

多摩大学名誉校长、日本综合研究所名誉会长野田一夫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这样说，曾经“至少对于企业经营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化或计量化，而是‘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野田一夫先生是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等知名企业家的旧友，他的一席话一针见血。

丹羽先生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并且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方案：“企业依靠的是人。我们应该舍弃‘非正式’‘正式’这些叫法，所有人都叫‘职员’难道不好吗？是全职工作还是非全职工作，差异仅此而已，那么企业就根据员工的工作时间来帮他们加入社会保险，这样不也是个好办法吗？”

丹羽先生的看法是，更轻松地工作、更轻松地学习，这同生产率的高低息息相关。更为轻松地做事，可以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倘若连思考人生的时间都没有，也就不会有工作的干劲了。

丹羽先生直言不讳的论断使我豁然开朗。

▲日剧《人生I字路》剧照

“安倍政权主张的理论是忽视国民的，全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政治和经济如果不分开来看，日本将会走向衰落。人会由于接受教育而改变。30 年前，社会流传‘Japanas NO.1 （译者注：日本世界第一） ’，这是企业教育给我们的。员工进入公司之后，其后续的教育也十分重要。30 岁、40 岁的非正式职员，只要努力是有可能追赶上的，收入方面自然也会提高。50 岁之前，大家要鼓起勇气拼一拼。”

改善雇佣质量绝不是简单的问题。《劳动标准法》《劳动者派遣法》《男女雇佣均等法》等法律的出台，告诉我们当下社会逐渐显现出了漏洞。然而我认为，只有逐渐完善社会保障、实现一种灵活的工作模式，才能真正解决中年自由职业者问题。因此，《格差调整法案》等各种法律的完备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希望今后能看到各地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发展，地方优秀的中小企业和劳动者能够实现双赢。正如我在第三章介绍的企业，以日本制造为中心的独创性的制造行业是日本最值得骄傲的、真正的优势企业。希望今后这些企业能够通过技术提升来开拓新的市场，并进一步建立优良的雇佣模式。

我常常想，“依靠舍弃人而达成的经济是脆弱的”。企业把正式职员转为非正式，法律放宽了规定，使得非正式职员无法翻身，这些政策都彻底失败了，它们的失败是时代给我们的教训。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重新上演中年自由职业者的悲剧，我们要尽快采取相应措施。

>>作者简介

小林美希，1975年出生于茨城，劳动经济记者。株式新闻社、每日新闻社《Economist》的编辑部记者，2007年辞职成为自由记者。主要著作有《纪实·托儿的崩坏》《纪实·看护的实质》《纪实·托儿的格差》（均为岩波新书出版）、《希望丈夫死去的妻子们》（朝日新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