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访谈录》

张 泉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本书集结了三度“亚洲卓越新闻报道奖”得主张泉历时9年对24位杰出思想者的采访，勾勒出中华文明嬗变的轨迹。

荣新江：1960年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隋唐史、西域史、中外关系史、敦煌学研究。

在世界寻找敦煌

（采访时间：2014年）

如今，敦煌学相当于获得新生。不管是做妇女史、性别史、民族史、宗教史等等，几乎都可以在敦煌找到线索。

一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30年代弥漫于中国学界的沉痛喟叹，半个世纪后依然梦魇般如影随形。

1979年，北大历史系大二学生荣新江在课堂上聆听了关于敦煌的另一段“伤心史”。唐长孺教授上着课突然唏嘘不已，他说，中国学者曾在1950年代编写《敦煌资料》，由于许多敦煌卷子散佚在欧洲，无法看到，一些细节是通过考证推测的。后来，日本学者池田温前往欧洲，对照英、法等国收藏的敦煌原卷，给《敦煌资料》挑出了300多处错误，他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一边读，一边痛哭流涕。他们誓言一雪前耻，让中国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心，然而，在那个自身尚且难保的时代，一切注定只是奢望。

北大与敦煌学渊源极深，半个多世纪以来名家辈出，经过周一良、邓广铭、季羡林等人建言，开辟了一间专门的图书室，从北大图书馆大库里调集了500多种古籍以及大量缩微胶卷。图书室的钥匙，就在荣新江手里。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老先生们来查阅材料，荣新江帮他们摇动缩微阅读机，找出相应编号的胶片。老先生们离开后，他依然把自己关在图书室里，直到天黑。各种端庄的文字与迷离的符号，沿着胶卷沉默流淌——那是一条绵延万里、横亘千年的时光之河，从中国的西北边陲向中亚腹地延伸，千年以降，无数使节、商队与探险家走过的古道，无数画师、僧人、居士们虔诚而菲薄的心愿，在胶卷上隐隐浮现。这些缩微胶卷，荣新江前前后后看了三遍。

二

荣新江的许多故事，早已成为学界的传奇。

大二时，他就发表了关于于阗的学术论文，很快被译成法文，引介到欧洲。

大三时，他跟随老师张广达拜访季羡林，成为季羡林组织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中最年轻的一员。

研究生二年级时，他前往荷兰莱顿大学交流访问，师从汉学名宿许理和（Erik Zürcher），遍访欧洲，寻找散佚于各国图书馆、博物馆的于阗、敦煌、吐鲁番卷宗。

他对唐代典籍了如指掌。踢足球时不小心摔倒了，同学们就会开玩笑说，荣新江比一般人更难掌握好平衡，因为他的脑子里压着一部《唐六典》。

曾带给中国学界莫大刺激的日本前辈学人池田温访问北大时，对两位学者的书房印象深刻，荣新江的“三升斋”就是其中之一。这间书房也是海内外敦煌学者每次到北京都会频频流连的图书室。书斋的名字出自《汉书·食货志》：“治田勤谨，则田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事实上，人生的传奇，正来自“勤”与“谨”。

▲敦煌莫高窟（摄影：马岭）

三

1985年，24岁的荣新江开始构想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

对照着一本《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荣新江展开一张欧洲地图，那些收藏着于阗、敦煌、吐鲁番典籍文献的图书馆和研究所，都是他的目的地。一张欧洲铁路联营票，让他得以穿梭于伦敦、巴黎、柏林、不莱梅、哥本哈根。没有相机，没有扫描仪，全部依靠手抄，许多几乎无人问津的古老典籍，在笔下重获新生。

许理和在推荐信里将24岁的荣新江称为“Professor Rong Xinjiang”，各国海关官员大多用狐疑的目光打量过荣新江无数遍，但他们还是往护照上盖了章。在欧洲，Professor不仅意味着学识，也象征着另一种权力。

那时欧盟还没有成立，中国护照也只有薄薄的五六页纸，很快就用完了。更换护照流程太复杂，中国大使馆就在荣新江的护照后面粘上一长条白纸。年末，护照的长卷上已经盖满欧洲各国的印章。带着这本很可能空前绝后的护照，背着沉重的手抄笔记，荣新江回到北京，换回了户口本，他看到自己那一页标注着“（户口）从荷兰迁入”。

研究于阗、敦煌、吐鲁番与中外关系史，原本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而散佚于世界各地的原始档案资料，也敦促着荣新江不仅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也要在行走中勘察真相。学者与行者的双重人生，让他乐此不疲。

多年间，荣新江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只有8个座位，他从上午9点坐到下午3点，一直抄录，不敢外出吃饭，生怕回来就失去了座位。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他只带一块巧克力，从开馆待到闭馆。许多尘封已久的研究资料，正是这样一点点被发掘出来。发现带来的惊喜，不断消解着来自饥饿的侵袭。

如今，又是几十年过去，曾困扰几代中国学人的喟叹，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时至今日，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已经回归中国，敦煌学本身也成为跨国、跨领域的学科。一个学科的兴衰浮沉，正是百年国运跌宕的明证，而每一个个体所做的努力，更值得铭记与敬重。

荣新江将自己视为“杂家”。从唐史、于阗，到敦煌、吐鲁番，再到长安研究，他的学术轨迹看似庞杂，实则一以贯之。归义军研究是荣新江研究敦煌学的起点之一，多年前他就兴奋地意识到，依靠敦煌遗书，自己这一代学者将摆脱旧史家的束缚，更独立地观察历史；也可以根据原始资料，写出前人没能写过的历史。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书写历史，是一件何其迷人的事情。只不过，勇气与雄心往往倏忽即逝，必须代之以耐心与坚忍，去迎接更为漫长的时光。

▲敦煌莫高窟17窟，也就是闻名中外的藏经洞（图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敦煌学的复兴与隐忧

问：大学时代开始接触敦煌学？

荣新江：1980年代，北大想要夺回敦煌学中心，有一种爱国主义热情在推动着。当年周一良、邓广铭、季羡林这些老先生们向北大图书馆要求，从图书馆大库里调了500多种书，还有所有的缩微胶卷，专门开辟了一个小屋子，都放在里面。

北大收藏的敦煌学的老的典籍，比中国国家图书馆都多。因为北大图书馆是燕京、北大和中法三个大学的图书馆合并的，老燕京的图书馆是汉学图书馆，各种探险队的书都有，还有一些后来也都回溯着买了，比较集中，比如《西域文化研究》《敦煌画之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一套有7本，现在在日本发现了1本，开价8万。北大有两套。

我当时是学习委员，拿着那个屋的钥匙。老先生们要看哪个卷子，我来帮他们找。有一个手摇的缩微阅读机，他们说要看多少号，我摇到那里给他们看。记得有一次宿白先生要看2551李义碑，结果摇到那里他一看，一个字也没有，怎么回事？其实因为是用淡朱笔写的，缩微胶卷是黑白的，不显示。所以，后来英藏中国文献遇到这些地方，都会用不同的镜头来拍摄。

我看着这些东西，平时就在那个屋里，大概摇了三遍，所以我对敦煌卷子非常熟。我有一本《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摇出来看到哪个卷子，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左景权先生来北大讲学，看到我记的内容，他说，还挺专业的。

北大一直有研究敦煌学的传统，现在有点渐行渐远。现在我们中心只有我一位真正做敦煌学研究的。如果老先生们看到这种情况会很伤心的。当然，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夺回了敦煌学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

问：据说你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上课，讲到中国1950年代出版的《敦煌资料》，被国外的专家挑了300多处错误。

荣新江：是唐长孺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讲的。日本的池田温先生在《东方学报》上写的书评，中国学者们一边念一边哭。《敦煌资料》是贺昌群先生他们做的，他们都是高手，不能怪这些老先生。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去看敦煌卷子，而池田温到伦敦、巴黎去看原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比如敦煌卷子的护脊背面的纸缝里一般都写着字，上面写时间，下面写县和乡的名字。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判断是哪一年哪个县哪个乡辑的。但是当年和尚抄经的时候，这些字会影响抄经，他们就裁掉再粘起来，这些重要的信息都被粘到里面去了。中国学者看不到原件，只能通过考证来判断，而日本学者到了欧洲的博物馆里，拿灯一照，哪年哪月哪个县，都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直到今天，虽然我们也经常会出国考察，但是也没有日本学术投入得这么多，像高田时雄他们想到哪里查材料就去哪里，我们的学术体制下可以吗？在教育上的投入差远了。

西方的敦煌学研究已经没落，殖民时代过去了，他们不重视，也不太关心。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学已经不是一个组，而是被并入东亚研究组。法国国家图书馆要把所有的汉籍（敦煌卷子除外）都搬到郊外储存，但是把日本学者的书全都留下了。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魏泓（Susan Whitfield）在做IDP（国际敦煌项目），但是IDP不等于敦煌，不能取代一切。我们研究敦煌，必须亲手摸那些卷子，魏泓却限制中国学者去看。

问：实物和影像完全不一样。

荣新江：当然不一样，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我们还要测纸的厚度。郝春文去伦敦，一天限他看7个卷子。胡平生去看汉简，很多汉简已经出版过了，我们不用看，我们要看的都是很短的、他们没整理的那些汉简，像胡平生这样的高手，可能5分钟、10分钟就能看一个，每天看7个就不给看了，那还怎么做研究？

敦煌资料上网是对的，但是，魏泓的理念和我们研究者是有冲突的。她上次申请时，我建议，把第三次斯坦因探险的内容先发到网上，她答应了，结果现在点进去看，很多还是空的。

中国开通IDP的时候，我就提出：第一，IDP不能包揽一切，我们研究敦煌学的人一定要看敦煌原卷；第二，中国的IDP应该从中国上传，不能拿到英国去上传，原始数据一定要保持独立性，这是国家战略，必须保留这些权益。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网络要维修，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卷子都看不到了。

如果说现在中国的敦煌学又落后了一步，就是在网络上落后了。

▲莫高窟156窟-南壁-张议潮出行图

自己书写历史

问：1983年，你第一次去敦煌，还考察过古长城。

荣新江：1983年那次特别运气。我们有一个研究生同学家里有关系，一路都是部队关照。从西安开始，到麦积山、炳灵寺、武威、张掖、酒泉，部队一直把我们送到敦煌，还派车送我们去玉门关和阳关，当时去玉门关、阳关完全没有路。

到了敦煌研究院，老先生们每个人拎着一串钥匙，张广达先生说想看哪个窟就看哪个窟。我们住了三四天，大概看了100多个窟，老先生们讲解得非常详细。

问：那次对莫高窟的直观印象怎样？

荣新江：当时真是看热闹，还没有太多美术史的根基。当然，看过很多图片，而且我当时已经在研究于阗，看过不少资料，所以也没有特别激动。

但我知道莫高窟是一个“无底洞”，里面的内容多得很。当时让我爬上台子看231窟，因为在底下看不见窟顶。现在不可能让上去了。

问：你曾提出“敦煌”这个词可能不是汉语，而是大月氏语？

荣新江：“敦大煌盛”，肯定是后世给的意思。敦煌地区的原始居民是大月氏人，我们能在史料上看到。当时那里应该还没有汉人，张骞出使西域，传回了“敦煌”这个名字，应该是大月氏话，当然也不排除大月氏旁边的乌孙人告诉张骞那里叫“敦煌”。现在一般认为“敦煌”是大月氏话，而国际上认为大月氏就是吐火罗，所以相当于是吐火罗语的一个词，再去吐火罗语的文献里找对应。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探索。当然还是推测。

问：归义军研究算是你研究敦煌学的一个起点吧。你当时特别讲到两个重要的探索价值，一是可以把前人的成见推翻，另一方面是可以发掘很多新的材料，写出新的文章。

荣新江：当年跟着张广达先生做研究，有点像杂家。我最早研究于阗，但是，如果没有敦煌的内容，怎么研究于阗？我做于阗的世袭，都是先把敦煌的世袭排出来，看他们的联姻关系，然后再把于阗的世袭构建起来。实际上也是同时在做敦煌。但是，我研究于阗的时候，是和老师合写的文章，后来他离开中国，我才正式把归义军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我比较早就到世界各地找资料，遇到一些新的内容，也会写一些文章，或者和别人合作，比如《瑶池新咏》，就是和徐俊合写的。有的时候，就干脆把材料交给相关的研究者。

归义军研究最过瘾的是，我们可以自己写历史。像《资治通鉴》《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是史家写好的，你始终还是在他们设定的框架里，没有新的档案可以做。研究归义军，我是从原始档案入手，直接写，直接看出问题来。虽然这个题目相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很小的，但是很过瘾，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历史。

问：自己书写历史，也有很大的难度，包括前期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荣新江：对。我们那时候做敦煌研究，收集资料花的力量太多了。如果能像现在一样，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卷子都能看到，那该省多少时间、多少资金，我们就能做出更多的成果。但是每个时代总是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还想生在王国维的时代呢，那是一个新学术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更加过瘾。

▲现存大英博物馆的敦煌经卷（摄影：Gabriel Fraga de Cal）

在世界发现敦煌

问：1985年，你去荷兰莱顿大学交流的时候，到欧洲很多国家查询了大量文献资料。

荣新江：那时是探宝式的查找，能抄多少就抄多少。当时我关注的不只是敦煌，还包括吐鲁番、楼兰、于阗、龟兹，只要哪里有相关资料，我就在地图上点一个点。

我在荷兰莱顿大学交流时的老师是许理和（Erik Zürcher），他是欧洲非常著名的汉学家，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同坐第一把交椅。他写信让对方邀请我。后来我发现，我受到的待遇比10年后要好得多。我10年后再到德国国家图书馆，每天要争着去坐善本部的那8个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只能饿着，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一直抄。

而在1985年，因为有许理和先生的信，德国国家图书馆给了我一间屋子，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一辆推车，因为那些文件都是镶在大玻璃板里面的，很沉，一趟一趟地运给我看。

那时候我是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还不到25岁，可以买欧洲铁路联营票，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海岸线，南到卡萨布兰卡，北到赫尔辛基，所有的火车，不论班次，不论时间，一个月内随便坐。但是联营票不包括所驻国，我在荷兰，先要花15荷兰盾坐车到边界，联营票开始生效。联营票300多荷兰盾，当时1荷兰盾折合人民币7毛3，200多块钱就可以在欧洲到处跑。

许理和给我写的推荐信是“请你们邀请Professor Rong Xinjiang”，我说我不是Professor，他说，Professor在欧洲是特等阶级，你办签证至少会比一般人快一个月。我到瑞典的时候，海关的人说，你是Professor吗？我说，你看我像吗？他说，不太像。可还是“哐”敲上一个章。

当时中国护照只有五六页空白，欧洲也没有申根签证，很快就盖满章了。大使馆就给我接了很长的一串纸，在纸缝上盖上章，就像敦煌文书一样。到了一个国家的海关，人家说，你这有法律效力吗？算了，还是给你盖上吧！又给我盖上章。

那本护照绝对是敦煌学史上的文物。可是我回来以后必须交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中心，才能把户口本换回来。当时也没有数码相机或者扫描仪，可惜啊。

我现在的户口本上写的还是，1985年某月某日从荷兰迁入。简直是一个归国华侨。

问：当时怎么找到那么多线索的？

荣新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了James Douglas Pearson，他跑了欧洲和北美的300多家图书馆，编了一本书《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这个手册里会注明，在某个图书馆里，敦煌写本有多少件，西藏写本有多少件，《永乐大典》有多少本等信息。

这本书对我帮忙很大。虽然它收录的主要还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内容，但是，只要查到和敦煌、吐鲁番、和阗等相关的信息，我就请许理和先生写一封信，我就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

当时只有赫尔辛基大学没有答应，因为日本学者抢了先。赫尔辛基大学的负责人让我联系百济康义，这反而成了我和日本敦煌学界联系上的第一条线。后来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就是百济康义邀请的。

问：访书的过程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吧。

荣新江：是的。比如《永乐大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永乐大典》，说是海外留学生帮忙找到的，其实就是我找到的。

就是靠着《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这本书，我在Chester Beatty Library发现了9本《永乐大典》。当年爱尔兰给了Chester Beatty一个荣誉公民的头衔，他就把他的收藏都搬到都柏林，建了私人博物馆，只对学者开放。他主要收集阿拉伯、埃及的东西，最著名的是北非的摩尼教写卷。

Chester Beatty Library也有敦煌卷子，但是可能是假的。不过，我却发现了9本《永乐大典》。我就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Frances Wood）说了这件事，过了不久她也去了一趟，她告诉我，这些《永乐大典》都是真的。

1991年，我到英国国家图书馆整理编目，突然看到他们的Newsletter上写着，去年中文部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一本《永乐大典》。吴芳思告诉我，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英国兵和爱尔兰兵住在翰林院旁边，拿了很多古籍，都在家里放着。等到老兵去世很多年之后，家里人虽然不知道这些古籍是什么，但是知道它们有价值，就拿到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就会出高价买下来。

我又去看大英图书馆的登记本，发现在1960年代以后有5条关于《永乐大典》的记录。我马上请张忱石把《永乐大典史话》寄给我，他那里有《永乐大典》的现存表。当年中国以为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全都影印了，谁知道英国还在不断地收到新的。我在Chester Beatty Library找到9本，在大英图书馆找到5本，后来是我代中华书局跟两个图书馆签的字。他们免费提供缩微胶卷，我们印出来之后再整套给他们两套。可惜后来种种原因，放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总之，不管是谁印的，只要印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