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生没去过巴黎的人，也会从书中知晓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这座塞纳河畔辉煌雄伟的教堂，始建于1163年,花了整整一百年才完工，距今约800余年的历史。圣母院作为巴黎永恒的地标，也成为感情忠贞不渝的象征。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地标，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群演绎了一幕幕美好的历史过往和传奇故事，也见证了近代史中不少重大的节点，甚至见证了贝多芬与拿破仑的反目；与此同时，在雨果那段回肠荡气的文字记载之外，“纸上的巴黎圣母院”也与不少中外文化名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勾连，甚至和中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作者、与鲁迅先生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23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让统治法兰西半岛几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肇始于康德的理性精神，加上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众的启蒙精神浸润，法国人民心中燃起革命之火，也给宗教的象征巴黎圣母院改了名字——“理性圣殿”。

革命者中的激进派们，将圣母院里先贤的雕像悉数“砍头”，只有那口“卡西莫多大钟”幸免于难。“理性圣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窖。那些以革命果实酿造的芳醇，倒映着巴黎人民狂欢的身影。然而自由与平等很快变成了混乱与无序。于是，法国人民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给了一位掣着革命的电光石火，能以铁腕恢复秩序的强人，他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让雅各宾派退出“C位”。可接管了革命政府后的拿破仑却对保皇派和天主教示好。于是，他很快被指窃取了革命果实。远在莱茵河畔谛听革命潮响的康德的老乡——贝多芬，听到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气愤地将原本献给他的交响曲谱撕得粉碎。当然，我们今天仍能幸运地听到这支差点夭折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但是，让贝多芬始料未及的是，那幢被启蒙主义者冠以“理性圣殿”之名的恢弘建筑，恰恰见证了他俩的反目——拿破仑把加冕典礼的地点，特意选在了巴黎圣母院。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最先接触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译介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就包括《巴黎圣母院》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早的译者之一。曾朴自晚清时期，就开始大量介译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面人》等名著的最早译者。而翻译《巴黎圣母院》时，则是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也由改良主义倾向于革命。当时的原著译名，曾朴直接取自书中男主角卡西莫多——《钟楼怪人》。

1927年，曾朴创办了“真善美书店”，“真善美”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于同年出版的《钟楼怪人》，就是他的“开店首发”之一。卡西莫多——这位相貌奇丑无比，却心地极其善良的敲钟人，正是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代表，曾朴将他作为真善美的代言人，从侧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想象。

曾朴版《巴黎圣母院》把作者雨果译作“嚣俄”。这个译名不是这位当时介译雨果作品最多的译者的首创，而是来自于另一位著名文学家的手笔。1903年，还是日本东京留学生的鲁迅，发表了我国第一部雨果小说译作《哀尘》，他将作者署名译为“嚣俄”。要知道《哀尘》是雨果的另一部巨作《悲惨世界》。但“嚣俄”这个名字，却印在了民国时期各个版本的《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栏，这也是鲁迅对我国译介史的贡献之一了。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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