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六年，即公元1791年，书商程伟元和进士高鹗联手，把整理成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萃文书屋名义用木活字印刷出版，俗称程甲本，以区别下一年修改后重印的程乙本。从此，价格昂贵、只是以手抄形式在较小圈子流传的状况得到根本改观，其形成的广泛传播程度，据清代著名经学家郝懿行记载，他在乾隆、嘉庆年间去京城，居然发现每户人家的书桌上都放着一本《红楼梦》。另外，也有人夸张地说《红楼梦》已经到了“家弦户诵，妇竖皆知”的地步，以致京都竹枝词有句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而这种广泛被阅读、被接受，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红学”的诞生。

尽管作为一门学问的“红学”，是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1921年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标志的“新红学”问世而被学术界广泛认可，这也是今年不少刊物辟出专栏纪念“百年红学”的原因。但比胡适早许多年，就有人玩起“红学”的名词了。这里说“玩”，是因为“红学”一词产生，确实带有玩笑、幽默的味道。

该词较早见于两条记录，一是李放的《八旗画录》对提及的《红楼梦》一书加以注解说：

嘉庆时，汉军高进士鹗酷嗜此书，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为红楼外史。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另一是均耀的《慈竹居零墨》的记录：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馀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这里，朱子美说的“经学”少三曲，是就繁体字形的“经”少三曲成“红”字而言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记录，透露出的隐含意思，似乎未能被以往提及的学者所充分重视。

因为无论是京朝士大夫把喜爱读《红楼梦》用带夸耀的口吻说是“红学”，还是华亭的朱子美先生，用字形上“经”少三曲加以迂回解释“红学”，其实都含有戏称、自嘲的意味。之所以成为一种戏称，是因为在当时，酷爱读小说，乃至把一部小说《红楼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似乎是一件荒唐事。此前围绕着《红楼梦》的各种评点，虽然已经被纳入广义的“红学”，但他们的评点或出于文人自身的趣味爱好，或作为促销小说的手段，很少有人是从学问的意义来进行自觉研究。而王国维在1904年就发表的《红楼梦评论》，虽颇具现代意识，但似乎并没有受到当时学界的重视（其中原因，我在“纪念新红学一百周年”大会上有所讨论，此不赘述）。所以，直到晚清民国初，在研究传统文化方面，经学依然是时尚。“红学”似乎还闻所未闻，所以就需要在玩笑或者“经学”的桥段中，引出“红学”这样的说法。不过，均耀提及“风尚好讲经学”后，还有一句是“为欺饰世俗计”，也就是说，研究经学的目的是欺世盗名，一种对付世俗社会的伪饰，虽然这样的判断可能有些主观，但以此作为“红学”的桥段，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如果经学已然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伪饰，那么，研究小说的学问比如“红学”的诞生，就成了伪饰中的内核，虽然从内核到硬核还要假以时日，才能确立严肃意义的学问的命名方式，但这也多少已经反映出了文化风气嬗变的一种征兆。

后来的红学史论家，把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的“旧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的“新红学”，都划归到现代红学的范畴，这样的划分当然正确。因为表面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主要采用比附方法，或者他所谓的“品性相类者”“轶事有征者”“姓名相关者”三套大法轮换用，以宝玉自惭形秽的男人比附满人，以心仪的女子比附江南名士，推导出《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排满”主题，而胡适用科学的事实求证法，证明《红楼梦》的作者身世等，得出贾家和甄家都是曹雪芹家影子的结论。但是，蔡元培用“索隐”来强调民族革命的主题意义，胡适借《红楼梦考证》来强调个人家族的失败记录是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都是现代社会才确立起的重要观念，这是他们被史论家拉到现代红学一个圈子里的根本原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自诩为“新红学”的考证派，还是被贬低为“旧红学”的索隐派，都有从传统经学母胎裂变出来而又没有隔断的脐带。当初，蔡元培反驳胡适，认为自己的“索隐”不过是把胡适认为《红楼梦》写曹家一家人的关系，扩大到与更多名人的联系。言下之意，胡适在通过“考证”把小说和现实中的人物对应起来这一点上，和“索隐”并没有本质差异。而这一点，恰恰是“经学”带给红学诞生之初无法摆脱的历史基因，是传统的“六经皆史”的观念体现，是对小说虚构特征的长期不适应。以致后来，考证派虽有很大发展，在周汝昌手里完成了集大成，而索隐派也不断有后浪涌现，但从小说外求史的真实对应性，一种“红学”暗含“经学”桥段从而过渡到“六经皆史”的求真冲动，却一直没有止息过，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对《红楼梦》的文学性研究，以致对《红楼梦》内容的定位和分析，对“红学”与“曹学”的关系理解，常常陷入虚构与真实等基本观念缠夹不清的泥潭中。如同上述传说中，高鹗称自己续写的四十回为“红楼外史”，其以“外史”来类比，至少在用词上，也多少显示了一种求真的集体无意识。

此外，《八旗画录》记下的传说还提到高鹗是因为酷爱《红楼梦》（“酷嗜此书”）才动了续写的念头。这传闻是否确实并不好说，但却真实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趋同性心理。当时，确有一些续作者，同传闻中的高鹗一样，是酷爱《红楼梦》，酷爱红楼里的人物，不愿意黛玉、晴雯等人物一一去世，才直接操刀，或者改写了程印本的续作，让黛玉和晴雯等从棺材里活过来，或者接过程印本的续作继续写下去，让贾政把一路狂奔的宝玉死命追回，开始一家团圆过新生活。再不然，把黛玉之死当成羽化登仙，宝玉可以自由进入仙界与黛玉成婚，而宝钗也可以自由往来于俗界仙界走亲戚。如此制造出种种大团圆结局，其思想境界和感人的力量，已远不如程本后四十回，被鲁迅、胡适等嘲笑为自欺欺人。但至少说明了，他们中有不少人，对《红楼梦》是有十二分热爱的，哪怕这种热爱是建立在完全误解曹雪芹原作基础上。

顺便一提的是，传说中高鹗因酷爱《红楼梦》引发的续作动力，多少也反驳了当代某作家的一个观点。该作家咬定程本后四十回作者就是曹雪芹，提出的理由是，既然程印本后四十回比其他续作高明许多，足以证明这位作者才华出众，那么，一个有如此才华的人怎么会花大心思去替别人续作呢？换了他，肯定自己直接来写全新作品了。其实，他这种貌似板上钉钉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好理解，人家才叫铁粉真爱呀！尽管传闻中的续作者高鹗在通行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中做出了多大贡献，该放在第几作者的位置上，红学界至今还有争议，但主张续写后四十回的不是曹雪芹本人，还是占多数。

由此也不能不令人感叹，进入现代社会，当创作和研究已经成为许多人谋生的一种职业时，以续作《红楼梦》或“红学”戏称来表现自己的酷爱，已经是某些职业人所不能理解的了。

作者： 詹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编辑：周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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