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没有制定全面对华战略的情况下就发起较量，是犯下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新近出版的《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新加坡外交学者马凯硕尖锐地指出美国在中美博弈这场地缘政治竞争中犯下的战略错误。同时，他列出中美竞争中10个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这10个核心问题将引领读者对中美博弈这一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缘政治竞争进行清晰冷静的研判。对美国来说，需要明白的是，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但这并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作为中美两国的朋友，马凯硕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能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误解迷雾，使双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新加坡]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著，全球化智库（CCG）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书评

中美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并非不可避免

——评《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吴其胜

美国上一届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在过去几年对中国实施各种遏制和打压行径，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并使得双边关系陷入自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能否做出正确调整？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沿着何种方向演进？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会给各国造成什么影响？中美能否以及应该如何避免恶性竞争？这些都是国际战略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新加坡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马凯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坚信中国是其最大的外部威胁。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大，中国还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美国不少政治精英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并将与中国的竞争界定为“ 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封闭的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

马凯硕大使在其新著中对这种几乎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认知进行了驳斥，指出了美国政治和知识精英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以及导致这种误判的根源。

在这本新著中，作者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去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方面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两国之间也不必然陷入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如果真如美国所认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威胁，那么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同样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事实是，“东南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感觉不到任何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威胁”。因此，美国在这方面犯下了一个典型战略失误，就是用对抗苏联的旧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新挑战。

对于美国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战略误判，马凯硕大使从文化和利益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美国国内之所以出现对华强硬的氛围，是因为美国的对华反应受到了潜意识下的情绪驱使，尤其是受到种族主义和文化偏见的影响。曾有美国官员明确指出究竟是何种因素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反应。例如，曾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基伦·斯金纳指出，与中国的竞争其实是一种与“非白种人”力量的竞争。这种观点反映出在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所谓“黄祸”的本能恐惧，这种潜意识中的恐惧也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的潜意识中，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因而他们对中国的崛起存在本能上的恶意揣测。

另一方面，将中国塑造成美国的首要外部威胁，也受到美国国内军工利益集团和相关受益者的推动。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保持着庞大的国防开支，并频繁卷入代价高昂且不必要的海外军事冲突。虽然削减不合理的国防支出和减少海外干预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在美国国防承包商的游说下，美国很难做到这一点。

此外，美国众多的战略智库形成了庞大的智库产业，同样也从更多的海外干预中获利。正如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其著作《善意制造的地狱》中所指出的，如果美国停止海外干预，这个行业从业者的“饭碗”将会不保。

显然，美国战略智库与国防工业游说团体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共生关系。通过夸大外部威胁，说服政府给予更多的资源，鹰派智库能因强化“中美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而从国防承包商那里得到慷慨支持，相反，淡化外部威胁的智库通常获得的资金较少，影响力也较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群体性思维，竞相渲染外部威胁，包括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在避免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上，美国除了要克服文化偏见和抵制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同样需要抛弃“美国例外论”和美国永远是世界第一的幻想。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马凯硕大使指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深深植根于美国人信仰中的一个强大和无形的心理构想，即“美德假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精英把美国描述为“山巅之城”“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地球上最后的希望”。这种“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人与众不同，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学习和模仿，也认为美国注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佼佼者。但在马凯硕大使看来，这种所谓的“美德假设”在现实中根本站不住脚，美国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美国例外论”无法掩盖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顽疾。

近些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存在各类问题，包括社会分化、政治体制僵化等。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底层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有这种情况的国家。与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相关的是，美国的政治安排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国内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驱使。美国已成为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阶层的严重分化也导致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从社会底层上升到社会顶层的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经济学人》在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一个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美国人，长大后进入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概率只有7.8%，这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垫底。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在社会平等方面，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也远大于美国，中国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高收入阶层的可能性比美国更高。

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多极化势不可当的历史背景下，美国需要走出原有的“舒适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就各自的核心利益寻找交集。1809年3月，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卸任时曾写道：“一个好政府首要且唯一合法的目标是关心人民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破坏它们。”在促进两国民众的经济福祉这一核心国家利益上，中美是一致的，两国在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也能找到广阔的合作空间。此外，在诸如应对气候危机、打击恐怖主义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中美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依赖两国的协调与合作。

在如何扩大合作、减少冲突上，中国已经做出选择。中国不寻求对外扩张，不寻求输出意识形态，不寻求挑战美国的地位，并主张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未来，两国能否避免陷入重大地缘政治竞争，还依赖于美国能否适应时代的变化，改变扭曲性的战略视角。这不仅关系到两国民众的长期福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本文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