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暑假，我到大别山采访，在一个集镇上，看到几处百年以上的老房子，其中一处，墙壁上残留一些标语，大门上方有四个大字：列宁小学。当地朋友告诉我，上个世纪30年代，红军在这一带办了很多学校，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小脚老太太，她的女儿在学校当教员。老太太并不识字，她常常拿一根竹杖坐在学校门口，防止反动民团和地痞捣乱。后来得知，老太太的一个儿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她的女儿后来也到了延安。

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中国革命的认知——早就知道红军有文化，但是不知道文化水准这么高。此后我陆续创作的几部作品，如《鲜花岭上鲜花开》《司令还乡》等，里面有个红军将领韦梦为，这个形象至少有三个人的印记：一个是沈泽民，文学理论家，发表过《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文章，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之后，他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指挥有限的兵力同国民党军周旋，病逝前还用俄文写了一封密信，向中央检讨自己的错误；第二个是蒋光慈，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左翼联盟常委，鄂豫皖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第三个是韦素园，作家，鲁迅挚友，最早翻译俄国果戈理小说《外套》和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后面这两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他们的故居，和我家乡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

将近十年过去了，但是大别山里的列宁小学却一直悬浮在我的脑海里，照耀着我的想象视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些人物，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后来到哪里去了？还有那里的天空、河流、林木、飞鸟……我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部小说。

踏上文学创作道路40年来，一直有一面旗帜在前方引路，召唤我写一部干净、漂亮的作品，写一部大人爱读、孩子也爱读的作品，写一部有温度、有趣味、有力量的作品。此前我写过20多部小说，每一部都朝这个方向努力，是否实现了愿望，自有读者评说。而这一次，我准备迎接更加严格的挑战。

大约有四年时间，我见缝插针地做准备工作，书房里挂上了地图，书架堆满了资料，案头摞上了灵感的碎片，墙壁贴着不断更新的地域设计图、人物活动路线图、成长心理轨迹图、战场行动示意图……一个虚拟的空间就这样由朦胧到清晰，一群红军战士的身影由远及近。我跟着我的人物，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从这条河到那条河，从佛子岭到月亮湾，从童子班到随营学校。这一路山重水复，我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同他们一起辗转迁徙，同他们一起为苦尽甘来喜极而泣，同他们一起为每一点进步、每一次胜利而欢欣鼓舞。我熟悉我的人物，包括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包括他们的成功与挫折，包括他们的情感和命运，因为我爱他们。

我把作品命名为《琴声飞过旷野》，今天我依然能够听到它的旋律。在构思作品的时候，太多的人物浮出水面，太多的故事要讲，太多的情感要表达，如果跟着感觉走，至少要写30万字，也许是300万字，我想，只要我不感到枯燥，读者就不会感到枯燥，我写的时候不累，读者读的时候也一定不会累。

但是这一次，我没有放纵我的感觉，我像沙里淘金一样淘洗我的素材，删繁就简，去伪存真，从中拎出一条主线——孩子们的成长线。那些复杂的、浮夸的、似是而非的、妨碍美感的材料被大幅度剔除了。我一反过去那种史诗般的叙事方式，把任何一个宏大的场面和任何一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压缩到极限，让战争史实仅仅作为时隐时现的背景，只让人物登台，上演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书中插图：小红军们排列整齐，唱着《国际歌》，向根据地告别，去寻找队伍

小说里，最早登场的人物，是因为欠债被卖到戏班的穷孩子“拉倒”，她的境遇是那个时代中国底层百姓总体生存状况的缩影。拉倒参加红军的动机很单纯，活着，有口饭吃，能吃个半饱就乐呵呵的。较之面朝黄土的农民，戏班子因为集体生活而更有条件面向他人和社会，更能体会到世道炎凉，更有可能碰触到外面的世界。拉倒从韦司令、李桐、叶晨霞等人的身上体会到了什么是“善”，因为这些人有文化，进而有爱心，有眼光，有胸怀。第一次参加救护，她目睹红军重伤员毅然拔掉给自己输液的针头，因为他要把药品留给战友。从那时候开始，她的心灵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拉倒的觉醒或许还比较朦胧，而韦司令等人的认识是清晰的，穷人要想改变命运，就要团结起来，不惜个人牺牲，否则仍是“一盘散沙”。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我让“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歌声一直贯穿作品始终，同恶势力斗争，同潜伏在我们心中的魔鬼斗争，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同一切艰难困苦斗争，都需要这种精神。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拉倒从一个识字不多、被认为没有艺术前途的山里娃，到可以设身处地地谈她对“窮”字的理解，从一个勉强“滥竽充数”的乐手到可以用二胡传送情报的特殊文艺战士，以拉倒为轴心，秋子、白儿扎、姚菊等人的故事旋转着展开。拉倒等人成长的故事，是战争叙事的另一道风景，是对中国革命战争文学十分必要和及时的补充。

在创作过程中，有个愿望，要在这个作品里充分体现文化的绚丽。作品中韦司令、叶晨霞、李桐和胡桃等人的出现，在刚性中注入了柔情，使得这支队伍大大拓展了文化视野，从而能够让孩子尽量远离血腥的战场，力所能及地学习文化知识，为中国的未来储备力量。

除了韦司令等人带来的文化气息，还有外来文化色彩。比如，有过异国生活经历的秋子、强调艺术至上的朱玛丽老师、贯穿始终的《国际歌》等等，让作品飘荡起一股淡淡的“洋味”。当然，故事是虚构的，但这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至于我们经常看到的，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泥腿子、穷光蛋、草莽英雄的形象比较多，那是因为他们对那段历史缺乏深入了解，甚至形成了思维定式。把目光投向历史隧道的深处，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国革命早期、红军初创时期，我们这支军队也是有文化的，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把《古田会议决议》找出来看两遍就明白了。

创作这样的作品，也是对作家本人的一次技术检验和心灵的洗礼，是一次自我反省和发现。在对素材严格地取舍和对创作方向的不断矫正中，我被分成了两半，两个半边不停地争论、争吵、争斗，一时难以决断的，先放一段时间，听听朋友的看法。一切服从于真善美的原则，绝不能被自己的陈旧观念、功利的创作目的和低级趣味牵着鼻子走。作品写完了，我感觉自己比过去纯洁了，甚至还有那么一点高尚，越来越像一个好人了。我为这个发现感到惊喜。说到底，好作品是好人写出来的。创作一部好作品，也能造就一个好作家。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精彩。并不提倡所有的孩子都成为第一，只希望每个孩子都成为唯一，都能健康地长大。只要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发挥出来，那就是美丽的人生，比如《琴声飞过旷野》里面的那几个孩子。

（作者系军旅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琴声飞过旷野》即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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