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1号红档”。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1号红档”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隐匿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1号红档”，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解密“1号红档”背后的故事，长篇历史小说《生死守护》新近在上海出版，作家高渊亮相杨浦区图书馆“静思讲坛”，分享这群“孤独守护者”的故事。正如《生死守护》中所述，“回首往昔，上世纪20年代末，中央文库在上海秘密建立，守护者历经：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李沫英、徐强、李云、吴成方、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血雨腥风中，不能参加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始终隐姓埋名，只能跟上级保持单线联系，有时候还会跟组织上失去联系，经费没有着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孤独的守护者。然而，他们的内心并不孤独，支撑他们的，有同志，有家人，有人民，更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可谓，吾道不孤。”

在中央文库成库之时，周恩来曾经去查看过一次，当时最早保存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看了一次之后他不是很满意，跟当时秘书处的负责人说，文库本身不仅让你保管，而且还要把它分类保存，有点类似图书馆档案工作，不是简单把文件收来放在那一堆就算完成了。当时周恩来请瞿秋白写了一份文库文件组织办法，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写出，有一句话意思是，如有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之党史委员会。

“这些文件被放在不同的箱子，因为守护人的不同，箱子的大小、多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共有十几个人，他们陆续经历了一场二十多年的生死接力，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高渊说。而在这十余位守护人中，陈来生是最后一任文库守护人，也是《生死守护》中重点描写的。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曾参加淞沪抗日游击队，任战士、文书，后调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2年6月担任中央文库管理工作，成为中央文库最后一任守护者。

陈来生送交的中央文库，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局当即电告中共中央。此讯息传到北平，引起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领导批阅签发的电报，这是一封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共同批阅签发的电报，上面清晰地写着这样一段话：“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本写的是“有功的同志”，但毛泽东却特别在这里做了圈改，将“同志”改为“人员”，如此细微的修改究竟蕴含了怎样深意呢？原来这想表达的，就是要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家属乃至市民，都给予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下旬，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十六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1950年3月9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给中央办公厅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接收上海陈来生所保存材料的情况报告》中指出：陈来生保存的这批文件共一万五千件左右（中央文库另有五千多份文件，已于1946年运往延安）,其中包括1922至1934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红军文件、共产国际文件和各地党委文件等。至此，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的珍贵文件,终于完整地上交党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以史实为骨干，以虚构为血肉”是《生死守护》一大特点。“这本书完全按照党史的脉络来写，在真实表达的同时，又加了比较生动的素材、人物、情景。史实为骨干是必须的，这条线历史上是比较完整的一条线，包括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49年9月最后一任文库的保存者陈来生推着车把文库交给了上海市委，完成了历程。”高渊说。

据悉，“静思讲坛”以杨浦区图书馆新馆试开放为契机，联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复旦大学出版社、院士风采馆、海派文化中心等社会资源，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讲述中国在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原创故事，为读者提供与名家学习、交流、互动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