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

刘衍淮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气象学对于历史研究意义重要。《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详细记录了作者的科考经过和珍贵气象记录，也让读者领略大西北的自然风貌和科考队员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同时，作为西北考查的气象学记录，为西北史和丝绸之路史都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刘衍淮考察途中的画作

前言（节选）

大漠观风起，天山测云高

朱玉麒

1927年春天，在北京大学三院的布告栏里，理预科二年级学生刘衍淮（1908—1982）看到一则西北科学考查团招聘气象生的告示。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就刘衍淮个人而言，对大西北的向往曾经形诸儿时的梦寐，梦里的他从山海关一路西行，沿着长城走到了嘉峪关外。他踊跃报名，在严格的考试之后，和他的同学崔鹤峰、马叶谦、李宪之（1904—2001）胜出侪辈，以1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获得了西出阳关的机会，成为科考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此后三年，他不仅梦想成真，经行大漠、天山，也从此“一去不返”，在结束气象观测工作后，继续西行，和李宪之同往德国留学，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气象学、气象教育学的人生征途。

刘衍淮与中国气象事业

刘衍淮，字春舫，1908年7月18日出生于山东平阴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平阴县城模范小学、济南私立育英中学。1925年，考取国立北京大学理预科，赴京求学。1927年，参加西北科考团，并在考察结束后，于1930年4月经由苏联到达德国，在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气象学家郝德（Waldemar Haude）推荐下，进入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气象、地理与海洋等学科。1934年，以德文论文《中国东南沿海气候与天气之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后，他受聘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及研究院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讲师，并担任该系气象台台长一职。1936年，由竺可桢推荐，赴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担任气象教官，兼任气象台台长，成为中国空军航空气象学的泰斗。其后播迁昆明、成都，为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以少胜多、获得最后的胜利，谱写了气贯长虹的凯歌。1949年12月，他迁往台湾，服役于冈山空军气象训练班。1960年7月，受聘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后改地理系）主任兼教授，其后创立地理研究所，任创所主任兼教授。1978年退休后，改为兼任教授，并担任台湾地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仍笔耕不辍。1982年10月5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5岁。

刘衍淮是我国从事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更是我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气象教育的奠基人。刘衍淮一生在相关学术领域开设过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地形学、海洋学、数理地理、地图学、区域地理、地球科学、地球物理等课程，其气象和地理研究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北和台湾两个地区，这与他早年的西北考察和晚年在台湾从事教学科研相关。从1931年发表《天山南路的雨水》开始，一直到晚年，他写作了大量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和科考团学术史的文章，包括去世当年发表的《斯文·赫定最后一次在我国西北的考察1933—1935》《中国与瑞典合组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3）》等，体现了他对自己一生气象事业开端时期的遥远怀念。

作为西北科考团的气象生，中年以后的刘衍淮和李宪之分别执教于中国台湾与大陆的高校，成为海峡两岸中国气象学和气象教育的一代宗师。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途中的刘衍淮（李伯冷摄于1927年10月）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及其考察记

影响刘衍淮一生事业的起点，是加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是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19世纪以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腹地成为人类征服全球地理盲点最后的探险地带，世界各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在这一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一直缺席。直到1926年，当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汉莎航空公司（Luft Hansa）为开辟欧亚空中航线而进行气象考察的任务前来北京时，中国学术界对于无视中国主权的协议群起反对；经过激烈的谈判，一个由中外团员平等合作而共同组成的科考团终于成立，并于1927年5月9日首途，奔赴茫茫的大西北。

历时八年之久的考察，是世界探险史上的奇迹；组织如此庞大的考察团体，也是斯文·赫定历次个人探险史上唯一的一次。其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也非常广泛，涵盖了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份。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科考团的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科学考察也为我们留下了协力创新、走向世界的重要经验，增进了我们自身对中国西北的人文、地理环境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为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技知识与科学思想做出了贡献，也为在新旧交替的转折期的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意义深远。

90年前，中国西北科考团的考察活动还处于“正在进行时”的状态，斯文·赫定撰写的一系列图文并茂的游记就吸引了世界的眼球。他的《长征记》《戈壁沙漠之谜》《丝绸之路》《游移的湖》《热河》和《大马逃亡记》，都根据当时的日记、书信等素材，在八年考察中不失时机地结集出版，赢得了万众瞩目。他此次考察的第一部游记是德文版的Auf Grosser Fahrt（直译“长途旅行”），在1931年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在中国翻译出版时，套用了中国古诗中“万里长征”的语境，译为《长征记》，也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但不久，因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得该书有所忌讳。斯文·赫定后来还对八年考察做过全景式的记录，即英文版的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它在1990年代被翻译为中文版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和其他“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的著作一起，在西北科考团的影响沉寂六十多年后，在中国再度引起了轰动。

科考团外方成员的科学考察成果，从1937年起，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成书，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报告集》（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其中也包括了《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系列的报告，充分体现了这次考察在中亚探险史上的终极成果。

参加中国西北科考团的中方团员第一批10人、第二批5人，因为随之而来的战乱，他们的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而是以各学科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分散发表。以日记的形式对考察行程做出全景式记录的，当时只有中方团长徐炳昶（1888—1976）在考察归来不久的1930年，在鲁迅的敦促下，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这部三卷本的日记记录了他在1927年5月至1928年冬总计20个月的考察全程。

▲1927年5月9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出发前在西直门火车站合影（前排右三为刘衍淮）

此后公布考察记录的，有袁复礼（1893—1987）和黄文弼（1893—1966）两位先生。中方代理团长袁复礼是杰出的地学家，也是在西北连续考察时间最长、获得采集品最多的工作者。他在归来后的1937年就撰写了《蒙新五年行程纪》三卷，却被杂志社将新疆考察的第二卷丢失了，只留下往返行程的记载，而正式发表的只有抗战期间刊出的第一卷，是1927年5月至1928年3月从北京前往迪化的部分。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的返程部分，有1937年的油印本，直到2005年才收入在《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中正式发表。袁复礼晚年还撰写了《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查团》的长文，对丢失了的新疆考察行程纪略作弥补。

黄文弼先生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抗战前后完成了代表着新疆考古里程碑式的“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成就了他“新疆考古第一人”的荣誉。他在西北科考团期间撰写的完整日记，历经浩劫之后，于1990年由其哲嗣黄烈先生整理出版。这部日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西北科考团特别是西北考古筚路蓝缕时期的窗户，西北科考期间中国团员艰苦卓绝的考察情景，得以历历在目。

以上三位中方成员的行程日记，对我们了解20世纪前期这次重要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和进行科考团学术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唯一的遗憾，是科考团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北京大学气象组四人，却没有见到相关的考察实录公布。

《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的问世

气象观测作为西北科考团得以组建的最核心项目，也是科考团中成员最庞大的组合：德国方面派出了优秀的气象专家郝德博士主持各种气象测量，并在第一次考察中，汉莎航空公司派出了八名优秀的飞行人员协助测量，北京大学学生四人也从踊跃报名的济济百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随团担任气象观测生的工作。李宪之先生回忆他们在被录取之后，中国西北科考团常务理事刘半农先生（1891—1934）几次找他们四人促膝长谈，关怀备至，寄予厚望：“他嘱咐我们出去以后，要把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9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西北科考团越来越体现出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时，这些经由刘半农先生殷殷嘱托的日记，无论是对于探寻西北科考团的踪迹，还是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北大学生面貌，都将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而也让我们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出发第一天的日记（1927年5月9日）

不过，四位气象生中的崔鹤峰在内蒙古额济纳的葱都尔气象站就被派回北平，等候成立包头气象观测站，终以经费无着而未果，成为最早离开科考团的成员。1929年马叶谦在葱都尔气象站坚守18个月之后，不幸殉职。只有李宪之和刘衍淮二人完成了近三年的考察工作，在新疆结束气象观测任务后，留学德国，开始了他们的气象研究生涯，最终成为中国气象学的大家。他们的学术著作，确实为气象学和气象教学留下了重要的成果；而当年的日记能够保存下来，更有益于我们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充分认识西北科考团的历程，丰富我们对于这支考察队伍在丝路跋涉中的认知。

李宪之先生的哲嗣李曾中先生也是一位气象学家，他告诉我，经历了数次浩劫和运动，他父亲的西北考察记录都已经无法追踪，连在德国出版的博士论文也没有保存下来。最后一位有望保存日记的刘衍淮先生，是科考团中方成员中唯一一位离开了中国大陆的学者。海峡分隔多年以后，刘衍淮先生也因病去世，我们还有机会获睹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吗？

2017年年底，“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高峰论坛和同题展览在北京大学举行。我们得以与从海外赶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刘衍淮先生的女儿安妮女士相遇，后来的通信，让我们知道：刘衍淮先生的子女一直有心要捐赠父亲生前的学术资料给从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的机构。就在这样的机缘下，2018年4月18日，刘衍淮先生的女儿美丽、安妮姐妹代表全家专程前来北京，将这批已经转徙到大洋彼岸的珍贵文物和文献，无偿捐赠给了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11册完整记录近三年考察历程的日记手稿，90年后赫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刘衍淮的西北科学考察日记书写在11册已经泛黄的空白笔记本上，有的笔记本印有纵栏线，高宽均为150×205毫米。除了第6册将近100页、第11册仅有30多页外，其余每册在50页上下。日记单面书写，每页用蓝黑墨水竖书20行左右，每行27—35字不等。将近600页、35万字的日记，记录了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到1930年4月19日抵达柏林的行程。几近三年的考察岁月，无一日间断。据其日记所述，在这些工整的汉语文本之外，他还另外有作为练习外文而撰写的德语日记，可惜未能保存下来。在繁忙的旅行和考察工作之外，能够如此有恒心地勤奋写作，足以见出其非凡的毅力。

《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中展示的气象考察的观测实录、流动大学的进步足迹、五四青年的精神风貌、西北地区的世态人情、科考团队的人事细节诸端，确可反映出刘衍淮在西北考察期间的思想和行为，无愧于献身科学的时代楷模之赞誉。

随着时光的推移、岁月的沉淀，《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这部反映了丝绸之路上既是个人又是团队的考察记录，将愈益显示其不朽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