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司汤达 著 罗玉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熟悉法国文学的读者，对十九世纪经典文学的翻译名家一定不会陌生，林纾、傅雷、李健吾、李青崖、闻家驷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是一种期望用文学启迪民智、用文学陶冶民心，甚至用文字的力量拯救民族的期盼。但在经典作品不断复译、现当代作品持续呈现的今天，更多的、曾经将法国文学大家带入我们视野的翻译家已经渐渐被淡忘，罗玉君也是其中的一位。

提起罗玉君，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她翻译的《红与黑》了。的确，自巴黎大学著名心理学专家乔治·杜马教授向罗玉君推荐了《红与黑》，她与这本书、与法语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便结下了一生的情缘。从阅读到翻译，从首译到重译，从翻译到出版，这部“撞进了心扉”的作品伴随了她整整三十多个年头，也因此，罗玉君将重译的《红与黑》视作她“生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一次次的复译，迄今的二十多个译本，《红与黑》的汉译已然超越了对个体的意义，而被视作文学翻译的一个典型、一个事件，被关注、被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许钧先生组织的关于《红与黑》大讨论，对罗玉君、郝运、郭宏安、许渊冲、罗新璋等五个译本进行过重点比较研究。相较于其它几个译本，罗译本存在着诸如过度阐释偏多、主观随意性偏大，甚至不妥、错译等问题，也不在读者最喜爱的译本之列。但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译本，罗译本于1954年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短短几年累计的印刷数量超过100万册。直至1986年郝运译本问世，长达三十年间，罗译本几乎是读者的首选，换句话说，中国读者对这部经典著作的认识大多是从罗译本开始的。

而另一方面，罗译本中流露出的“主观随意性”，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罗玉君在回忆《红与黑》的翻译经过时，表达了对翻译的看法：“翻译是凭借了原作家的符号去寻找原作家的意象，使这意象重现在眼前，灿烂在眼前。”“意象”与“灿烂”二词或许能为她的翻译选择提供某种佐证。《红与黑》中译者有意无意构建起的追求进步、民主的于连的形象，又何尝不是当时经历过战火硝烟、国家初建、百废待兴的中国读者的一种情感需求，以及罗先生所认为的“艺术的社会性”的体现呢。而就罗先生而言，更不能忽视的是她对翻译的热爱、执著，以及排除万难的坚持。翻译《红与黑》，罗玉君前后耗费十多年之久。在战乱的迁徙流离、漂泊不定中，先生“一直把《红与黑》的原文同译稿带在身旁”，这个“患难中养育的孩子”终于在1947年夏天具备了雏形，而后，她又花费一年时间，进行校对和部分的抄写，“每天写得腰酸，每天写得手软，写得朵朵黑云，从我眼前飞来飞去”，才将这个难产的孩子最终“哺育成人”，而翻译也如是成了罗玉君人生中最亲密的朋友。

如果说《红与黑》的汉译更多的是源于一种机缘，那么翻译乔治·桑则是气质契合的选择。上世纪五十年代，罗玉君先后翻译出版了乔治·桑的六部长篇小说，包括已有前译的《魔沼》《弃儿弗朗沙》，首译的《小法岱特》，两部童话故事《祖母的故事》和《说话的橡树》以及社会小说《安吉堡的磨工》。她还撰文《乔治·桑和她的作品》，介绍其人其作。一系列中译本的问世以及相关介绍文字的发表，掀起了乔治·桑在中国译介的小高潮。

乔治·桑

改革开放之后，罗玉君重拾翻译乔治·桑的热情，又出版了《比克多尔堡》和《印典娜》两部译作，而当时，先生已因身体原因退休多年，她顽强地与疾病抗争，争取一切可能多译介作品。她曾有意翻译30部左右乔治·桑的作品，形成《乔治·桑全集》，并打算撰写《乔治·桑传》，尽管这些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罗玉君常年醉心于乔治·桑作品的翻译，她对这位法国女作家的喜爱体现在每一部译作的字里行间，充盈着悠长的译介旅途。这种喜爱，既有基于性别的，也有基于经历的，但更重要的是基于观念的——她们惺惺相惜，通过作品、文字的“神交”，跨越了语言本身的障碍，达到了气质与精神的契合。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风格上，乔治·桑以其细腻的笔触、朴素简洁的用词、自然流畅的行文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中独树一帜，这一点与罗玉君本身自然流畅的行文风格颇为贴合。在既忠于原作，又兼顾民族的欣赏和表达习惯的翻译主张之下，罗译的乔治·桑版本不仅广受读者的青睐，也被收入到学校的课本中。

早年的翻译家，常常有两类，作家型的和学者型的，罗玉君应该更偏向后者。193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荣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不久，便决定与从事天文学研究的丈夫李珩一起归来，报效国家。她先后任教于多所高校，也曾是文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1951年，罗玉君选择随丈夫回到上海，并应聘成为才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专门教授外国文学。她辗转多个城市、多所学校，重又回到文学梦、翻译梦萌芽的地方，她的母校，而这所兼容并蓄的学府，它的“前世今生”已然拥抱和滋养了周煦良、孙大雨、叶治等一批知名的翻译家，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另类的心心相印呢。

进入华师大之后，罗玉君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在教书上。她操着一口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引领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热心指导他们的写作和翻译。同时，她继续潜心译书、研究文学，她的译作与评论总是相伴而生，她的文字既不失女性翻译家的敏锐与细腻，又不乏学者的冷静与理性。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女性翻译家、学者，罗玉君以刻苦的态度、出众的能力打破了时代的规约和性别的藩篱。

“教书、译书，这是我的两大事业，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罗玉君这样说过。曾经，她的足迹留在了国内外的多所高等学府，她的翻译文字走进了无数中国读者的心里，而今，斯人已逝，文字之外，留给我们后辈的，是对翻译这项事业的坚守，对自身所热爱之事物的追求。或许，这种精神力量比文字本身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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