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先生今在京逝世，享年99岁。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
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在读者中影响很大。在这本书中，何兆武讲述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抗战那个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识分子的生活。
今早，令人扼腕哀痛的消息相继传来，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章开沅先生与何兆武先生相携驾鹤西去，在武汉仙逝，享年95岁。
章开沅1926年7月8日生于安徽芜湖。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教学。1985年8月—1991年3月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5年任武昌首义学院（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荣誉校长。
章开沅生前曾发表文章，强调为人师者要自己尊重自己，并批评了某些不良的学术歪风，比如培养学生的导师变身成为“老板”，学生成为课题的廉价劳动力、“打工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异化的师生关系竟然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章开沅不无痛心地说，我很难理解这种现象。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真挚、最高尚的关系。学生虚心向老师求教，老师殷切教育学生成才，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老师要自己尊重自己。这种自我尊重，决不是因为有某种专长而自高自大，其确切含义是对于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自我认识，是一种高度的自觉和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表现为对学生的关怀，表现为时时刻刻都把学生放在心上，否则他就不称职。学生应当尊敬老师，但老师只有爱护学生，才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与何兆武先生一样，章开沅也十分看重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与养成。他在教育生涯中曾多次指出，要允许学生犯错误与失败，老师不要把学生变成自己的影子，亦步亦趋，而是要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没有禁区，学生可以批判老师，不敢挑战权威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
据悉，章开沅还提出了“追踪教育”的理念，不止要在学生在校时关心他们，还要把毕业后对学生的终身教育进行到底，他认为，为师长者应在学生毕业后继续关注其个人发展，关心学生的路子走的是不是正确，及时给予指导。
章开沅所提倡的教学，已超越了课堂教学，而是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师生间的思想交流、热烈讨论及无拘无束的对话，从治学经验到人生真谛，处处都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老师堂堂正正地培养学生，一代又一代新人就在这样水乳交融的过程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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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曾于2011年5月27日刊载过何兆武先生的特写文章，现附载以飨读者
何兆武先生其人
何兆武其人
帕帕拉佐
眼瞅着到今年秋天，何兆武先生就要迎来90岁大寿。还在清华百年校庆前，他的清华同仁们就已经开始筹划要给他做寿，可如何“既能有所动作，又能让老先生接受”却难住了大家。因为早在十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曾要借老先生80大寿之机，搞个何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早晨去家里接人，却发现他已锁了门溜走了。
提到又要给他做寿，何兆武笑着摇手：不搞不搞。某一次的访谈，他曾郑重其事地告诉别人：“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兴趣而已，我希望淡化自己，边缘化自己。”谈天时，他习惯双手抱搪瓷杯子在胸前，眼睛望向远处，认真思索，一副笑模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换了四个专业：土木、历史、中文、外文。旁人羡慕他在《上学记》里回忆的这段，他却说这是人生一大遗憾，“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规划，所以一生荒废了，做不出成绩。”
他不以为然的“成绩”，包括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他曾寥寥百字概括出中西史学思想的不同：“中西思想之区别在于西方走的是机械的、分析的道路；中国走的是有机的、综合的道路。故在西方，个人是目的，集体是手段；而在中国，则个人是工具，集体是目的。”
这样一个老人，常说的句子却是“我不懂”，语调温和，全无戾气。
英国诗人济慈有墓志铭：Here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在口述史《上学记》里反复强调自己一生的碌碌无为，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而已。何先生淡泊功利、任意天性的性情浓缩在这句引用的诗句中，正是他一生超然与淡定的写照。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
在《上学记》里充满了老人对学生生活的回忆。其中几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是他对图书馆的体验。在西南联大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图书馆的书库，随便选取需要的书籍。后来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30年，当上了研究员，却必须填条给图书管理员去拿。五十多岁的何先生有一次为查证一条史料好不容易进入了书库，却被管理员拿着手电筒“紧盯在屁股后面，似乎惟恐我在里面偷书，或搞破坏”。这种不信任感、不把人当人的管理制度又怎能为学术的自由创造提供条件呢？何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批评让我们这些备受图书馆折磨的学生感到多么感同身受和痛快淋漓）：“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惟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而他所追忆的汪曾祺更是那个时代学生个性化的缩影，“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杨振宁当时是物理系高一级的大才子。一次何兆武先生邂逅了他与另一才子学生黄昆。偶然听见黄昆问杨有没有读过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杨说看过了。黄昆问他感觉如何。没想到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其时学生之个性可见一斑。
翻译过帕斯卡《思想录》的何先生一定是窥知到了生命的奥秘，然后在中西会通的自由境界中为“自我”寻找到了坐标。他推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认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这样总结其读书心得：“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他的为人充满了对真理的捍卫。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综合自学人、新华社、人民日报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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