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第四次向日本国派出使团以交涉沿海“倭寇”问题。这次使团主使的身份颇为特殊,乃是皇帝钧旨特选的两位高僧——克勤无逸和仲猷祖阐。
在明初外交史上,此次出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向来为学界所重视。近日,克勤无逸在出使过程中亲笔所写的《佛说无量寿经》面世,受到广泛关注,为研究明初中日外交史增添第一手资料。
克勤无逸,俗姓华,明绍兴萧山(今杭州萧山)人。据《明太祖实录》、宋濂等人提供的史料和当时使团在日通信等资料,使团于当年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日本博多(今福冈)。由于当时日本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此次任务艰巨,前途未卜,主使克勤无逸五月驻京都东福寺时,发愿书写《无量寿佛经》,以求“顺心除障,不辱使命”。
无逸一行历尽艰辛,漂泊海外两年多,终于在1374年5月返航。朱元璋曾评价,“勤,一沙门尔,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学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随后,因朱元璋鼓励儒僧参政,无逸奉命还俗,更名“华克勤”,自此踏入仕途,直至官任封疆,成为明初儒僧参政的典型人物。
据介绍,中日学术界对这段历史事实都很关注。无逸所写《佛说无量寿经》二卷的出现,有确切的时间记录:“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五月十七吉日”,为这段外交史的研究定下了明确的时间坐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佛说无量寿经》二卷有助于了解明代后来“海禁”政策的背景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方式,成为再现明初中日外交史第一手资料。
日前,以永乐春拍即将重磅亮相的该写经为主题,多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业界专家认为,无逸《佛说无量寿经》二卷的价值,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是书写者的珍贵身份。中国古代写经存世最早的是西晋元康六年(298)所写佛经残卷,现藏日本。南北朝时期写经随佛教兴盛而流行,至隋唐极盛,敦煌写经卷子本是大宗。但流传于世者多数是职业经生所写,确凿为高僧大德所写者则非常少见——清初王士祯《居易录》记载潘耒游天台,曾见到过天台宗宗师智者大师手写的《方等陀罗尼经》残卷第四卷,笔法精劲,神采奕奕,但不知是否还存于世间。此《佛说无量寿经》二卷为完璧大册,其书写者无逸,在当时佛教界以书写经义而出名。一代高僧的手迹如今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实属幸运。
其二是书法价值。无逸《佛说无量寿经》二卷,铅画界栏、疏行密字,天头地脚比例协调。单折5行、行17字,书风明显取法颜体小字为主,略参传统写经笔法之行意,大小介于《多宝塔》与小字《麻姑》之间。全经字数统计共17324个字,虽卷帙浩繁,却字字不苟,可见其学志精深之概。此册运笔沉着,法度谨严;墨法匀美,古香袭人。
其三是此本写经的稀有性。自宋代版刻流行以来,佛教典籍如一般书籍一样多赖刻本以传,而手书佛经传世者则极少——即使在日本也一样。《佛说无量寿经》二卷在字体上、章法上、愿文题写格式及装潢样式上,皆一依古法,气象庄严。明初书风多受赵孟頫笼罩的背景下,无逸写经的回归让人们看到了书法史在帖学盛行时代所具有的多样性面貌。
作者:李婷
编辑:周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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