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28年春。

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和一名身着灰色长衫的男子并肩走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街头，在天蟾舞台对面的街道上停下脚步。西装男子留着一副大胡子，挺拔的鼻梁上架着墨镜；长衫男子戴着圆框眼镜，眉目温和，气质斯文。此时天蟾舞台正逢散场，出入口人流如织，长衫男子伸手指向和天蟾舞台相毗连的一栋二层小楼：

“你看，就是这里了。”

小楼一层开了一家叫作“生黎医院”的诊所，此时正在营业，不时有就诊的患者进出此间。西装男子端详着眼前这栋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建筑，拊掌轻笑：

“正是大隐隐于市啊。”

两人穿过熙熙攘攘的马路，径直走进“生黎医院”，一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笑脸相迎：“二位有什么不舒服吗？”

“您想必就是周生赉医生吧？”长衫男子问道。

周医生笑容可掬地点了点头。

“本人熊瑾玎，经营湖南纱布生意；这位是我的朋友，人称胡公胡老板。”长衫男子说，“这次来，是想租医院楼上的三间房间。”

“好嘞，欢迎，欢迎！”周医生说，“两位里面请，我带你们上楼。”

两人跟着周医生往里走，登上一截长而陡峭的楼梯后来到二楼的房间，周医生推门而入，回身说道：“两位仔细看看，这房子不错的。”

熊瑾玎和胡老板在这三间房间里来回踱步，四处打量。三间房间，分外房、内房和边房，房内是寻常人家摆设。熊瑾玎和胡老板踱到边房，胡老板的目光瞥向右边的一扇门：“请问这扇门通往哪里？”

“这扇门啊，通往隔壁的天蟾舞台。”周医生走向那扇门，打开，指了指屋外，“从这里沿着楼梯往下走，就到天蟾舞台了。”

“嗬，原来如此。”胡老板抚摸着胡须，点了点头。很快，他们又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出入口：一扇门通过楼梯通往背面的一条小小弄堂，弄堂十分幽静，和熙熙攘攘的四马路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

“熊老板，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胡老板对熊瑾玎说，“闹中取静，我觉得不错，当然最后还是要熊老板来拍板。”

“正对面云南路，旁边就是天蟾戏院和四马路，做生意的话，绝对是个好地方。”熊瑾玎双手抱胸，看上去是在仔细思量，“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的。”

周医生看着两人，眉眼间流露出喜色。“周医生，我们是要长租的。”熊瑾玎说，“租金就便宜点嘛！”

当天三人就谈妥了租房合约，熊瑾玎和胡老板搬运行李，整理房间，好一阵忙活，休整下来的时候，已是深夜时分。“熊老板，你这生意，从今天开始可得安安稳稳地做下去呐。”胡老板笑着说。

“等我这几天收拾妥当，我就把‘福兴布庄’的招牌给挂上去，”熊瑾玎说，“恩来同志，这一趟真是辛苦你了。”

原来这胡公胡老板正是周恩来，正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由于国民党在上海大肆抓捕共产党员，而周恩来又是声名显赫的共产党领导人，上海滩认识他的人不少，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因此周恩来出行前都要仔细化妆。由于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党内的同志就称他为胡公，但是旁人却以为他姓胡，这同样隐瞒了周恩来的真实身份。而这位熊老板确实经商，但绝对不是普通商人。

1928年春天，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受周恩来委派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中共经费的筹措和管理。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陷入重重危机之中，革命形式处于低潮。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暂移武汉。

1927年秋天，中共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各机关急需在上海找到合适的住所，而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任务落到了熊瑾玎身上，而熊瑾玎最终看中了这处民宅：

每天来天蟾舞台看戏的观众络绎不绝，楼下生黎医院也有不少人员进出，为这一秘密的中共机关形成天然掩护；三间房共有三个出入口，连通生黎医院、天蟾舞台和背后的小弄堂，方便人员的接头和撤离。明面上，这里是“福兴布庄”，经营湖南纱布生意；但是暗地里，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场所。

“熊老板，真正辛苦的是你啊。”摘下墨镜的周恩来关切地注视着熊瑾玎，“从今天开始，这个小地方就成了我们党重要的秘密机关，麻烦熊老板费心照料了。”

“我熊老板做生意还是有一手的。”熊瑾玎笑道，但目光很快又变得严肃起来，“我熊瑾玎一定全力以赴完成组织派给我的任务！”

“不过眼下还有一个问题，”周恩来说，“组织认为，熊老板还缺个帮手。”

“恩来同志，这话怎么讲？”

“两个方面。第一，机关的工作繁重，你不仅要摆开铺面做生意，还要处理党内事务，一个人难以应付。第二，熊老板四十多岁，在此地独身一人，容易引起别人猜疑。所以，组织打算为你物色一名‘老板娘’，对内是同志，对外扮作‘假夫妻’，一方面是为了协助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机关打掩护。”

“这……”熊瑾玎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革命正处于低潮期，敌人穷凶极恶，大肆抓捕我党同志，情况十分凶险。我们的一举一动必须小心谨慎，这里的机关更是不容有失。”周恩来说着，目光凝重，“熊老板，请仔细考虑一下。”

“我同意。”熊瑾玎郑重地点了点头。

“熊老板有没有‘老板娘’的人选？”周恩来问。

“这……又是一个难题啊。”熊瑾玎双手抱胸，再度陷入沉思之中，一会儿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过了一阵，熊瑾玎停下脚步，目光坚定地说：“我思来想去，觉得在湖南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比较合适，她曾是我的学生，思想进步，机智干练，我认为她能够做好这份工作。”

“好！我明天就派人和朱同志联系。”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今晚你要好好休息。”

熊瑾玎感慨，“老板娘”朱端绶很快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在工作中越来越不可或缺。

“福兴布庄”的纱布生意开始营业，外房作为营业处兼熊瑾玎卧室，内房是收发室兼朱端绶卧室，而边房则承担着远比纱布生意重要得多的使命——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机关房，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李维汉、项英、彭湃、邓颖超、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经常在此办公开会。

熊瑾玎每天联系业务、应酬客户、联络接头，而“老板娘”朱端绶则在商号坐庄，照顾生意的同时，担任放哨、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整理文件等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随着中共六大后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以“福兴布庄”为掩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国民党的特务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上海繁华的闹市区，三间平凡无奇的民房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此频繁会晤，重要指示和机密文件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传出。

怀揣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朝夕相处的熊瑾玎和朱端绶越来越情投意合，这一切都被常来此办公开会的周恩来看在眼里，他有意撮合两人，捅破那一层窗户纸。周恩来对朱端绶说：“熊老板的年龄是大了一点，大了你很多岁，但是他那颗干革命的心是很年轻的。你们两人很般配。要是真的成为夫妻，生活在一起，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相互勉励，相互配合，对于我们党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大帮助。”年轻的朱端绶羞涩地点了点头，而一颗芳心已经暗暗许给了熊瑾玎。

192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熊瑾玎却仍提笔伏案在桌前，随着墨迹在笔尖流淌，熊瑾玎轻轻吟诵着自己写下的文字。纸上写着一行行五言短诗，熊瑾玎手执写着诗的纸，轻扣朱端绶所居住的内房的房门。

朱端绶开门，请熊瑾玎进屋。在这间房间里，熊瑾玎曾教朱端绶古文和诗词格律，而今天，他要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朱端绶听。“端绶，我写了一首诗给你。”熊瑾玎说，接着深情地朗读着，“小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朱端绶明白熊瑾玎的意思，这是他在委婉地向自己求婚。“瑾玎，我……我知道了。”朱端绶低着头，不敢看熊瑾玎，“我很喜欢这首诗，谢谢你。”

第二天是中秋节，晚上，周恩来突然登门拜访，脸上喜气洋洋。“今天是个好日子，天下亲人团圆赏月光，”周恩来对身边的熊瑾玎和朱端绶说，“你们结婚吧。我做月老，好不好？”

熊瑾玎和朱端绶俱是一愣，没想到周恩来居然会如此直截了当地撮合他们，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对方，脸上都露出了带着羞怯的笑容。“行了，就这么说定了，”周恩来抚须笑道，“我看，咱们这事儿，今天就办！”

按照周恩来的吩咐，熊瑾玎和朱端绶就在当天紧锣密鼓地筹备起婚礼。在中秋佳节的晚上，熊瑾玎和朱端绶在四马路陶乐春饭店二楼举行了婚礼。周恩来作为主婚人致祝词，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杨殷、邓小平、陈云、关向应、陈赓等中共领导人和骨干成员纷纷向新郎新娘敬酒，祝福他们永结同心、白头偕老。

从那天起，熊瑾玎和朱端绶从一对为革命工作而装扮的“假夫妻”变成了情真意切的“真夫妻”。

没有时间度蜜月，婚礼后，两人又投身进了紧张、忙碌而又危险的革命工作之中。从1928年的春天到1931年的春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这个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党中央重要秘密机关有条不紊地运行了三年，成为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机关。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并叛变，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了国民党的电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刻派人赶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果断采取措施，指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迅速转移，退租搬离，这处位于闹市区的机关才被放弃。据房东回忆，搬迁后的第三天，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派人前来抓捕，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这三间曾经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房屋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只知道在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天蟾舞台附近有一处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办公机构，但具体在哪个位置却不为人所知。上海文管会的领导夏顺奎经多方查证，确认现在的云南中路171—173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80年3月13日，上海博物馆致上级单位上海市文化局（现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函中写道：“据调查，可以认定云南路447号（原生黎医院二楼）是党在三十年代的重要革命史迹，应予保护。拟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于是否动迁现有居民（计有八户）恢复旧貌，统请核示。”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前门和后门均有保护单位的挂牌。

岁月荏苒，传奇不朽。曾经的革命机关虽然淡出了岁月，但是共产党人当年的革命事迹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薪火相传！

作者：吴清缘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