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一个名叫布林斯基的黄皮肤年轻人踏上了从莫斯科前往海参崴的长途列车。他面容沉静温和，不多言辞，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更显得文质彬彬，书生气浓。

这次去海参崴，并不是要在这个风景秀丽、充满异国风情的前苏联海滨城市度假休闲，实际上，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才是他日夜期盼的人生新起点。因为地理和国际局势的原因，他必须要经由此处中转。

古老的蒸汽列车大口地吞噬着巨大的木头和煤块儿，所到之处浓烟滚滚，看起来孔武有力，充满气势，速度却慢得像蜗牛，走走停停，颠颠簸簸，途经西伯利亚时，没有暖气的车厢活像一个大冰窖，旅客们都在车厢里喝酒、谈笑、跳舞，借此打发漫长旅途的无聊时光，对抗寒冷。

这个年轻人好像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一路上，他都在拼命阅读一大堆报纸和文件，读了一本又一本，一摞又一摞。国内的革命形势已经很严峻了，他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回国后还有没有机会安静地学习？组织上会指派什么任务？他不知道。

旅程绝不轻松，唯一的乐趣好像就是路过贝加尔湖时，列车加餐，吃贝加尔湖大鱼。这里的鱼是真美味，湖水是真清澈啊，能看到水下十几米的奇异景象，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大自然的美丽与震撼让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仿佛能让人忘却这世间的一切污浊与不公。

“除去寒冷这个大敌，苏武的牧羊生涯也应当别有一番滋味吧，真想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啊。”年轻人心里思忖着。

列车轰隆向前，转眼已是旬月，终于又回到上海，一路上所见的都是衣服肮脏、面容憔悴的工人、小商贩，他的心中隐隐作痛，下人力车的时候，他特意多给了一点。组织上把他安排在成都路富康里的一间亭子间落脚，这里闹中取静，四通八达，便于开展工作。

“弼时同志，你真年轻啊，一路上辛苦了，先在这里安顿下来，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安排新的任务。”一位负责接待的同志热情地招呼着。

任弼时打量了一下新的住所，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套桌椅，还有一个书架，这就很好了。他赶紧打开行李箱，一会儿工夫，《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先驱》《真理报》，还有一捆讲义、文件，就都齐齐整整地安放好了。

进了11月，上海已经很冷了，前两天，天空还零零落落地飘起了小雪花，宛如飞舞的精灵，有几片还越过窗台，落在书桌上，转瞬就消逝不见了踪迹，面对自然与人和谐交融的美景，人的心境也会豁然开朗。就在任弼时为团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湖南老家突然传来噩耗，父亲任裕道因病去世了，任弼时悲痛异常，他想再聆听一次父亲的教诲，再回到儿时摸鱼虾的白沙河，但终究成憾，只能寄家信一封，再三请求母亲宽恕和谅 解。

其实，回到上海后，他是动了心思要回家一趟的，毕竟离家好几年了，问候双亲，与未婚妻互诉衷肠，聊聊这些年的见闻，人之常情。无奈囊中羞涩，一笔颇为昂贵的旅费最终使得父子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从此阴阳两隔。他只能将满腹的悲痛隐忍在心中，最终化为为党工作的全部动力。

第二年一开春，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主席团由华林、任弼时、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五人组成，会议开了整整五天，团员们情绪高昂，会场上经常会响起布尔什维克的歌曲，《伏尔加河船夫曲》《三套车》……优美的旋律让人陶醉和激动，歌声似乎传递着一种特别的魔力，预示着中国大地上即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在场的每个人都是身在其中的亲历者和创造者，而创造历史的人是注定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被大会选举为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从此他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专门从事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亲自撰写了《怎样布尔什维克化》，对团建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做了系统阐述：“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任弼时回国已经半年了，这些日子，他的身体与大脑都在高速运转，极度紧张的工作使得他原本就不够健壮的身体出现了超负荷的情况，时常感到精力不济和衰弱，身体两次提出抗议，他不得不稍微放缓工作节奏。此时他已顾不得自己的身体了，毕竟还年轻，另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更令他忧心和不安，孙中山北上谈判，听说身体状况已极差，一旦不幸崩逝，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大业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不可预知的局面，刚刚燃起的革命火苗在风雨之中挣扎飘摇。

一天，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张秋人向任弼时报告了一个情况：沪西同兴纱厂有一个女工，经常被印度巡捕利用搜身的机会进行猥亵，女工的哥哥忍无可忍，伙同几个男工友等候在厂门外，亲眼看见了印度巡捕的卑鄙行径，大家一哄而上，将他一顿暴揍，事后两个工人被捕。虽然工友们都群情激奋，但是无人带头组织领导，斗争偃旗息鼓。任弼时意识到这是把纱厂工人组织起来的绝好机会，就在工人集居的潭子湾开办工人学习班，后来又扩大成工人补习学校，在各厂成立团支部或团小组，唤醒工人，培养骨干，积蓄力量，任弼时开始注重对工人教育和发动的直接经验。

2月罢工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在各地制造惨案的罪恶屡屡见诸报端，福州惨案、青岛惨案……矛盾和斗争已经白热化，民众的反抗情绪正在到达临界点，宛如千百万堆干柴火垛，就差一个火星子。5月15日，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进厂与资本家谈判，要求工厂复工，保护工人的劳动权利和生存权利，遭到厂警开枪击杀，另有十数人受伤，3人被捕。工人、大学生、小商人、普通民众的悲怆情绪被激发，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公祭顾正红，任弼时负责绘制讽刺漫画，扩大斗争的影响力。

5月25日，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向全国发出号召，指示各地团组织全体动员，组织游行演讲，控诉日本人的暴行，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发起总攻击。就在这个时候，公租界巡捕再次火上浇油，悍然逮捕了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的上海大学学生，租界的会审公廨要在5月30日对学生进行公审。公租界的这一决定，彻底点燃了全上海各界人民心中的怒火，以前遭受的种种凌辱和不公，一瞬间都被激活、放大，愤怒的情绪蔓延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里弄，连同这闷热的天气，将上海这个繁华地逼促、异化成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桶。

5月29日夜，由任弼时、彭礼和、郭景仁、张蕴良和任作民五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开了一整夜的会，研究如何全面动员工人、学生、市民，及如何迎接战斗的各项具体问题。天快亮的时候，忽然接到电话报告，复旦、圣约翰等大学数千学子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大马路进发了，委员会遂决定将行动提前至上午出发。

下午1时许，阳光肆意的炙烤着南京路上的每一寸土地，数万参加示威的大中学生和工人集中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每一双眼睛都在喷射着怒火，租界的巡捕开始逮捕示威群众，先后有100多人被拘捕于贵州路老闸巡捕房，愤怒的游行队伍要求释放被捕民众，竟遭到英籍巡捕头子下令开枪，惨剧在上海租界再次血淋淋的赤裸呈现，何秉彝、尹景伊、陈虞钦等13人被枪杀，伤者无数，五卅惨案酿成。

鲜血染红了老闸捕房门前的水泥石板路，血在这里灌溉着，滋润着，坚硬的土地开始松动，有新物种萌芽的迹象。

翌日，上海20多万工人、5万多学生和部分商店联合罢工、罢课、罢市，连租界的华捕也有半数罢岗，对付他们的是帝国主义的机关枪、装甲车，还有黄浦江上26艘兵舰上的海军陆战队。但是在觉醒的民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1700万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有组织的行动是足以战胜这一切的。

6月2日，任弼时签发团中央公告，要求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他还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中明确号召青年学生应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和组织，使他们尽早觉悟，形成伟大的阶级力量。“三罢运动”越是高涨，敌人的压迫越是急重，任弼时感到比五卅惨案更大的惨剧正在酝酿，更严重的危险正在逼近，武装的敌人和徒手的民众，力量悬殊一目了然。

快到午夜时分，窗外依然热气滚滚，闷湿的气流不停地向上翻腾，盘旋在小小的书桌前，久久不肯散去。好一会儿，从这酷热中竟慢慢地生出一丝寒意，背部一阵冰凉，也许是到了收缩、隐藏革命力量的时刻。

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奉军解散，委员长李立三被通缉，革命斗争转入地下。无数无辜的鲜血在流淌，有组织的新生力量在不断壮大，历经五卅惨案，全国共青团员的数量由2400多人发展为9000多人，其中的工人成分增长到四成，共青团成为团结广大青年的核心力量。

回国前夕，在红场上，在高高的列宁墓前，兄弟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决定了”，20岁的任弼时眼神平静，声音铿锵有力。

作者：曾金辉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邵岭

*本文节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