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勃克莱、雪莱、济慈、波特莱尔、歌德、尼采、艾略特、泰戈尔……光芒四射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曾经达到的艺术高峰；伍光建、周作人、许地山、徐志摩、郑振铎、梁宗岱、戴望舒、穆旦、冯至……熠熠生辉的名字，代表着中国新文学创作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当名家名译重新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会带来怎样新的感受？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故译新编”首批十种，在上海书展首发，引发广泛关注。

首批面世的十种含《伍光建译作选》《周作人译作选》《许地山译作选》《徐志摩译作选》《郑振铎译作选》《梁宗岱译作选》《朱湘译作选》《冯至译作选》《戴望舒译作选》《穆旦译作选》。这批译者同时也是文学大家，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践行者，在中国文学和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时，他们吸收了外来文学和先进思想的营养，创作了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也以他们富有个性的文学翻译为中国文学输入了新的血液，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学养分。

这套书的主编是翻译家、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许钧和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丛书组织了杨武能、黄建华、王友贵、王宏印、宋炳辉等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理论界专家进行选编，每位学者还撰写了深入浅出的前言，以帮助读者理解每部译作选诞生的时代背景与文学特色。

在许钧和谢天振看来，注重翻译之传统的商务印书馆，有选择性地将五四运动前后文学翻译家所翻译的世界经典诗歌、散文等作品，整理汇编为“故译新编”，注重翻译的创造性、生命力和思想性，收录了开风气之先、勇于创造的翻译家之作，对文学有着独特理解阐释、赋予原作以新生命的译作，以及“敞开自身”开辟思想解放之路的译作，对当下学界和读者仍有裨益。

活动现场，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和作家毕飞宇谈到，重读这套书，不光是重温经典文本自身，更是在回首新文学走过的百年轨迹，重新考量那些融入汉语传统的世界文学代表作，在中国原创文学中发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力。

<<<<延伸阅读

“主编的话”

文/许钧 谢天振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与翻译有关的一些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为什么翻译活动那么活跃？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文人重视翻译、从事翻译？为什么围绕翻译，有那么多的争论或者讨论？

五四运动涉及面广，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性和内在一致性。考察翻译活动对于五四运动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新”字。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自不必说，“新”是其追求与灵魂。而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新”字，但相对于文言文，白话文蕴涵的就是一种“新”的生命——语言与文字的崭新统一，为新文体、新表达、新思维的产生拓展了新的可能性。

如果聚焦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事实：一是翻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二是众多学者做起了翻译工作；三是刊物登载的很多是翻译作品；四是西方的各种重要思潮通过翻译涌入了中国。就文学而言，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思想受到了普遍认同。而要“新”中国之小说，翻译则为先导，其影响深刻而广泛。首先，借助翻译之道，中国的文人与学者有了观念的革新；其次，在不同的文学体裁的内在结构与形式方面，翻译为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最后，翻译在为新文学运动注入了具有差异性的外国文学因子的同时，也给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开拓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学传统、反思自身，在借鉴与批判中确立自身的可能性。

一谈到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会想到梁启超、鲁迅、陈望道，还会想到戴望舒、徐志摩、郭沫若……这一个个名字，一想到他们，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仿佛拥有了生命，是鲜活的，是涌动的。五四运动前后的这些翻译家就像是一个个重要的精神坐标，闪烁着启蒙之光，引发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深层次的思考。

创立于维新变法之际的商务印书馆，素有翻译之传统，是译介域外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先行者，一直起着引领的作用。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决定有选择地推出五四运动前后翻译家独具个性的“故译”，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生命、新的价值，于是便有了这套“故译新编”。

“故译新编”，注重翻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收录开风气之先、勇于创造的翻译家之作。

“故译新编”，注重翻译的个性与生命，收录对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赋予原作以新生命的翻译家之作。

“故译新编”，注重翻译的思想性，收录“敞开自身”，开辟思想解放之路的翻译家之作。

阅读参与创造，翻译成就经典，我们热切地希望，通过读者朋友具有创造性的阅读，先辈翻译家的“故译”，能在新的时期拥有新的生命，绽放新的生命之花。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