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热播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王耀武这个名字,军迷们不会陌生。但大多人的了解局限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作为,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的表现。对于他的全部人生,特别是他作为抗日名将的历史,恐怕多数人所知甚少。而对于他的家人与后人,更是鲜有人知。王耀武被俘后,毛泽东曾让罗瑞卿转告他说:“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陈毅与粟裕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抗日名将王耀武
王耀武的一生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他带着七十四军打遍了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因为王耀武在抗战中的战功尤其显赫彪炳,所以当时有“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谓。1945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般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他年仅四十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沙衡州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王耀武从一个师长开始,历战而至方面军司令官,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次战胜外敌,并以战胜国将领身份受降。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被誉为“抗日铁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里只有七十四军逢战必有战功。
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于抗战爆发前两年(1935年)出生,她的童年生活也是伴随着抗日烽火度过的。“我在江西南昌出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孩子。”王鲁云女士缓缓地叙述,“我小时候跟着父亲的部队走,贵阳、桂林、长沙、汉口……都去过。父亲偶尔会回家来。一回家时,总是先把我抱起来,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嘛。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作为军人,总是有点脾气的,但他平时语调多是平稳的,性格爽朗。他喜欢跟小孩子玩,老笑。 有一次,他抱起我来让我说山东话,我就说了,他听后哈哈大笑,用标准的山东地方话说:‘你的山东话还不行啊!’每逢我的生日,尽管他很忙碌甚至‘过家门而不入’,但总会细心惦记,总要托人送回一两样小玩意哄我开心。这些东西因为离开济南之前行色匆乱,都已经散失了。” 在童年王鲁云记忆中,父亲回家之时,母亲郑宜兰总会给他煮一顿好饭。郑是福建人,平时吃南方菜多,王耀武一回来,她肯定会做山东菜,比如水饺啊什么的。王耀武在家时,还会有很多人来找他,“他会从早到晚都在忙,有来报告各种事情的,有的穿军装,有的着便衣。”
王耀武治军恩威并用,在个性上自信、倔强、好胜,有山东人特有的豪爽、直率,而且难得的是,他的私生活极其严谨。王鲁云也提到,虽然王耀武与戴笠私交很好,但私下里却对其人渔色、暴虐等负面颇多微词。“父亲前半生事业中有母亲郑宜兰的影子,他们两人素来相敬如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级军官金屋藏娇者比比皆是,父亲却从不拈花惹草。” 王鲁云女士说,“父亲本人虽也不能免俗,广开财路,但从未骄奢淫逸、中饱私囊。”
她提到,有一次,她亲眼见到父亲穿着一双新布鞋在污水里踩来踏去,颇为不解,就问缘故。父亲告诉她,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一人操持全家,节衣缩食,一双新布鞋总希望它能延长寿命。因为鞋底是细麻绳纳的,干透了的麻绳耐力有限,猛一用力,很易折断。所以,穿了新鞋就要在水里踩一踩,让麻绳吸足水分,增强韧性,自然也就耐穿了。在生活中,王耀武为人讲求边幅,但平素办公,除非迎来送往、宴请宾朋,否则绝不穿皮鞋,只穿粗布鞋。“父亲不许我们打牌。不许任何人(打牌)。有一次我不小心暴露了出来——毕竟我是小孩子嘛。那一次,父亲照例把我抱起来问:‘家里都好吗?’我说:‘很好。母亲也没有打牌。’这一句话漏了口风。父亲于是和母亲吵嘴。这也是我记忆中他们唯一的一次吵架。” 王鲁云回忆说,“父亲一直在抗战前线,一年当中也就回来三四回。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一次他回家里来,很难过的样子,说某某卫士长牺牲了,这个卫士长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所以我们跟着也很难受。这一点我记得比较清晰。”
被俘后的王耀武
济南战役前后,少年王鲁云从济南到青岛,再辗转上海,落脚香港。抗战之后是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王耀武的命运产生了重大转折。在《蒋介石的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序言中,王鲁云这样提到:“对于国共两党最后兵戎相见,父亲内心感受极其复杂。他不赞成陈诚那些人急于发动内战的想法,却又不能不服从于军令。他本来从不在家里谈及军务、政务,这次却也隐忍不住。据母亲郑宜兰后来对我说,父亲两次说过‘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的话。” 事实的确是这样。据史料记载,王耀武在抗战和内战中的心态极为不同。抗战中,余程万(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弃守常德,王耀武是不认可的,他认可的就是你余程万死在常德阵地上,也不许丢阵地。而到了济南,同样面对部下,他说的却是“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1946年我们还在汉口,接着去了山东。去山东时,父亲没有带母亲,她留在了汉口。父亲和母亲照了张合影,然后就去了山东。”王鲁云深情地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在他出战之前、打仗归来之后都要给母亲磕头,总会说:“让您挂心了!” 在济南时他们住在何思源的别墅里,附近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学,王鲁云和两个哥哥去那儿念小学。
1947年王鲁云十二岁。解放军大军压境,王耀武让家人先迁往青岛。“母亲带着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堂兄弟,当然还有一些护卫。去青岛坐的可能是飞机,记不太清楚了。从青岛又去了上海,之后坐飞机去了香港。” 在上海时他们已得知王耀武被俘的消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知道得比报纸要早一天。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出了消息。” 王耀武曾给家人留话说:“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这是他的临别嘱托。所以郑宜兰就带着王鲁云他们九个孩子从上海去了香港。事实再次证明王耀武是一个明白人。据说后来蒋介石身边有人曾提议把王耀武家人全部“弄死”,所幸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说到去香港,我记得很清楚是坐飞机。当时我们没钱买去香港的机票,困守在上海。上海的物价飞涨,钱贬值得太快,上午一小篮子的钱可以买一个面包,下午就必得用一个大篮子的钱去买了。终天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一位父亲的副官,他说:‘王将军是对我有恩的人,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顺利去香港。’结果我们就坐上了军机。”“香港混杂得不得了,那里不只有中国人,有各个国家的各色人等。父亲曾嘱咐我们不要说从哪里来,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很谨慎的。当时我们都在念书的年纪,都去上了学。我们只有很少的钱,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出门坐公交车。九个孩子要吃饭,衣服倒还在其次,毕竟九个孩子都有校服。父亲被俘,没人理我们了。我们过得很艰难。”“在香港,全家还想着要‘救父亲’,曾经上过当地人的两次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就算了,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要吃饭,而且也没有大数目的钱。”
特赦后的王耀武
济南战役之后,一直到1968年病逝,王耀武在国共党史整理、两岸和平、一生总结方面做了大量有益于世的工作。 王耀武在功德林(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开始时,他的思想还有顾虑,毛泽东叫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王耀武听后十分感动,此后他是管理所中改造最积极的人之一。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原注:1959年12月王耀武被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特赦释放。1961年2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月薪150元。1963至1964年间,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闲暇之余,参观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地工业建设,巡礼各省建设状况。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1948年之后就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直到1959年。从那时开始,才可以写信给父亲。”王鲁云说。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王耀武
“记得1965年的一天,家里电话响了。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那时候我们很低调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王耀武的后人,但费彝民是何等人啊,他最有办法的。他轻易就找到了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对我们很好。在《大公报》,费彝民告诉我,是周总理问我父亲家人在哪里啊,父亲就说在香港。 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我们,并邀请我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费彝民问我,‘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我先生有工作离不开,于是我就带着惠珍去了北京。”惠珍即黄惠珍,王鲁云的大女儿,当时只有七岁。“我们坐火车去了广州,又坐飞机去了北京。在通关的时候,检查人员要打开我们的箱包,费彝民也许是他手下,以手轻轻按住我们的箱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于是我们一路很顺利。”“当时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实是很害怕的。” 王鲁云真切地回忆道,“北京街灯很暗。是一个大冷的天。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
到了宾馆,王鲁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她见到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我请他们吃饭,从友谊商店买了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时在北京,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每个人送一兜。他们以前可都是将军、司令、大指挥官啊!现在他们统一穿着人民装,拿着我送的礼物,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很是感慨。”王鲁云当时心疼难过,但又不想让父亲知道,就努力忍着,“爹爹……”她叫了出来,王耀武应声还是一口的山东泰安口音。“我淌眼泪了。父亲问哥哥好吗?妈妈好吗?我当然说好了。当时我已生下三个女孩子,没有男孩子,父亲就问没有男孩子,公公婆婆没把我怎样吧?问小女儿好吗,我当然都说好。”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在黄惠珍的记忆中,那次“讲话都是悄悄的,室内光线也不足够,人们穿着的衣服颜色也暗,脸色也是暗的,声音低沉。”但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鲁云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 有必要提一下王耀武的妻子王鲁云的母亲郑宜兰,郑宜兰后来与王耀武离了婚,“离婚是母亲提出的,是为了让父亲能够在北京找一个人来侍候他。她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离婚之后她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终生未嫁。1981年1月11日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 终年七十三岁。”
1966年冬,在周恩来关心下,王耀武与北京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结婚。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享年六十四岁。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等三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王鲁云对我们表示,她准备将来在八宝山申请一个单独的墓地,安放父亲的英灵。
来源:济南日报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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