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正从上海与江南深度联结的视角切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根植人民的基础何在。”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亮相上海学习读书会,以“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的交汇”为题谈到,近代以来,江南文化为上海城市红色文化的延展、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拓展的空间和接受的舞台。
上海红色文化,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城市周边是整个江南富庶之地,苏浙皖的多座城市辐射滋养着上海,让上海不仅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不光有‘商业、奢靡、摩登’的一面,更有革命的、红色的一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海派文化具有非凡的活力,而被海派文化牵引着的江南文化更加表现出丰富的面向。”瞿骏说。
在江南,“所见之中国”意味着什么?瞿骏解释道:首先,江南多科举世家,明清时代的江南读书人已经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比如,在常州、常熟、苏州,人们经常看到家门口挂着牌匾是一家三状元,一门七进士,更不用说如过江之鲫般的举人和秀才,在江南“敬惜字纸”是一脉相承的书香传统。
其次,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和家乡、家族、家庭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亲历亲闻的是“温情脉脉,饱含民族活力”的中国,这一点和其他地区读书人见闻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三,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既不拒斥变革,也不抵制新潮,能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新潮化盐于水,水乳交融。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如何在上海落地的?事实上,红色文化的重要输出端就在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等。顾颉刚曾说:“《时事新报》实在是现在南方最有力的一种报纸……北方的日报似乎没有这力量。”从清末开始,上海的报刊已经改变了江南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养成了定期从报刊获取新知的习惯。
20世纪初,上海拥有影响力强大的出版界、舆论界、学界。瞿骏举例说,比如出版界中,全国最大的两个商业出版机构,一个中华书局,一个商务印书馆,就在上海,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白话文、社会主义、赛先生(科学)的萌芽,在江南、上海很早显露。如此种种,都让红色文化得以在上海和江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而作为接受端和互动方,江南有着强大的商业网络、便利的交通条件,如铁路、水路等,也给上海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枢纽。“我们回顾上海近百年前的历史,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的眼光,更应该充分认识到海派文化的革命性和中国性。”瞿骏说。
作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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