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末，《上海文学》杂志庆祝创刊60周年时，曾有人提出异议，觉得以刊名定为《上海文学》为起点，刊物的历史并没有那么长。

刊物其实就像一幢老房子，尽管大门上招牌更替，但房子始终还是那幢房子；也像一个人，有过许多化名，变过几次面目，但人依旧还是那个人。《上海文学》的起点，是1953年1月创刊的《文艺月报》，巴金担任主编，副主编为黄源和唐弢。

创刊号《编者的话》称：“《文艺月报》主要以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推动各地的文艺工作为方针，以第一发表作品，第二登载理论批评为方案，以文艺工作干部、大中学生与大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人与职员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为主要的读者对象。”去年离世的钱谷融那篇最有名的代表作《论“文学是人学”》，就发表在1957年5月的《文艺月报》上。

1959年10月，《文艺月报》更名为《上海文学》，编委为巴金等十人。在杂志的更名启事上这样写道：“本刊自十月号起改名为《上海文学》。它是全国性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月刊，面向全国，突出上海特色，以创作为主，发表上海和全国各地作家和群众业余作者各种形式的作品。”这一阶段，杂志陆续发表了巴金、冰心、叶圣陶、茹志鹃、林斤澜等诸多名家的作品。

到了1964年1月，《上海文学》改刊为《收获》。在上海作协系统的文学刊物里，《上海文学》和《收获》，同是巴金创刊，如花开并蒂，彼此的根系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收获》杂志庆典上发言的老编辑彭新琪，另有一重身份是《上海文学》的编辑。到1966年8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刊物停办了。1977年10月，《上海文学》率先复刊，刊名改为《上海文艺》，发刊词称要“鼓励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艺术上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我们首先要求作者创作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1984年杭州寻根会议前夕到了1979年1月，《上海文学》的刊名恢复了，并一直沿用至今。1987年1月号“编者的话”，确定了“当代性、探索性、文学性”为《上海文学》的办刊方针。1988年8月号“编者的话”，提出在出现文学观念分化的时代里，《上海文学》“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为人生而艺术，同时对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方面所进行有益的探索，给予积极的理解与支持”。

1994年5月号“编者的话”中，当时的执行副主编周介人指出小说应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2000年1月号“编者的话”，时任执行副主编蔡翔表示本刊仍将延续以往的严肃风格，拒绝媚俗，“让真正的思想和艺术在这里生长，叙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真实的世界”。《上海文学》的栏目板块，也由此固定了下来，小说、散文、诗歌、理论，多头并进，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向各种优秀的文学作品敞开了大门。

在《上海文学》的舞台上，几代作家纷纷登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满月儿》、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韩少功的《归去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陈村的《一天》、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众多闪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名篇佳作，都在《上海文学》上一一亮相。而在2012年末，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手捧《上海文学》朗读《小说九段》，更使这本杂志成为唯一亮相诺奖舞台的中文杂志。

1980年代上海文学奖颁奖活动对于优秀文学的标准，《上海文学》有着自己的评价标杆。1984年6月，首届《上海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共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理论、诗歌四个大类。截止到2017年，《上海文学》奖已一共举办了十一届，奖项门类也扩大到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专栏、非虚构、散文、诗歌、理论共七个大类，在文学界和读者心目中颇有影响。

2019年第1期《上海文学》新刊即将上市

《上海文学》是这样一幢包罗万象的老房子，经历了六十五年的历史，一代代文学人为之添砖加瓦，它变得更加博大而幽深。新世纪以来，杨显惠、李辉、刘心武、马悦然夫妇等名家都在《上海文学》开设专栏，同时杂志也致力于发掘青年写作力量，除了每年的“新人场特辑”，还在微信公号开设了面向年轻作者的“微信专稿”，这些举措，都是在为老房子添置新的家具与装饰，使它历久而弥新。

以上我不厌其烦引述过往杂志的发刊词、启事、编者的话，是要表明在文学文本的呈现之外，《上海文学》也是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变革、思想更迭的见证，它是七十年代末“为文艺正名”的首创者，八十年代现代意识与寻根意识的助推者，也是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寻思运动的发起者，在当代文学史的每一个节点上，《上海文学》一直都在场。（原刊于《红蔓》）

作者：崔欣（《上海文学》副主编）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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