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左）与张学良（右）

【导读】1936年的今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团结出版社的《亲历西安事变》中，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赵寿山、孙铭九等，以及杨虎城女儿、杨虎城卫士、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等通过回忆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

王志屏，祖籍陕西省兰田县人，与杨虎城同属三秦老乡。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当了几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调任教导营勤务班任班长。1936年初，又被选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

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楼内负责守卫，当时突然停电了，我刚想问是怎么回事时，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赶紧上前制止，不让管这事儿。然后卫士队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楼的楼后进行守卫。

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立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袜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走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自己没听清楚，可能是“不要紧”，也可能是“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

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

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

▲华清池后山蒋介石被抓的地方，后来盖了一座凉亭，被称为“兵谏亭”

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子明，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双十二事变”之前，十七路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虽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一直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在我见到的人中，就有宋绮云、孙蔚如等共产党的干部。

我在看押蒋介石期间，还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我奉命警戒，来了一辆小卧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另一个全副武装，腰挎短枪，手拿公文包，像是随从副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来。我立即将名片交给升娃(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随即杨虎城亲自出来迎接了周恩来。

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

1934年春，蒋介石秘书邓雪冰（文仪）来信，要我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及侍从室侍从秘书二者中作一抉择，以便报请蒋介石任命。我考虑后决定就任侍从秘书，大概3、4月间到南昌报到。

不久，侍从室改组为第一、第二两个，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我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蒋介石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我手下有一书记、一工友，平时承办业务，举凡军校同学个人或单位负责人、力行社及所属有关同志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事项，凡由我转呈者即由我请示后答复。此外，蒋介石若有远行，我们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辄有军校同学或地方党政官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我向蒋介石呈报转达，有些地方，蒋介石尚未到达以前，派我们先行前往联络。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我们偕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12月4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西安街头墙上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大感惊讶，往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此时此地，何以有此类标语游行？邵不认为太严重，但承认有隐忧；在我看来，这一种现象，应是严重的了。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由此北窗逃走

因此在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我即约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员交换意见，商量办法，大家也感觉到情况之可虑，并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左右和部队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动，并举出较为活跃的问题人物若干人，如张部卫队营长孙鸣九、秘书某某等，以及杨部的秘书长，认为均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于是我根据大家提供资料，及目见情形写成一书面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转呈蒋介石，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事变就发生了。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蒋介石走后，我们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士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有碗筷，无桌椅，饭菜既恶劣，心情更坏，不食亦不饥。这时交际科长周文章带来了八大主张之印刷文件。

天黑后，我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我们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我要求和他谈话，张同意，自己将房门关上，我们两人便站着谈。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意见，出于不得已，并告诉我，蒋介石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我便要求在我们四位秘书中，有一人去见蒋介石，听候招呼；他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问张，今后如何打算。张说，委员长今天是中国的领袖，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多听大家的意见，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诬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张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当向国人引咎认错。谈话中也明白表示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临行张又说：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张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辞修，告以与张谈话经过，陈表示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必蛮干到底；并说，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何敬公更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加以注意改进……

孙铭九回忆捉蒋过程

孙铭九是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张学良曾对他说，在他成为军人的那一天，父亲便对他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在下达扣蒋命令之际，张学良真有“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的感觉。

孙铭九回忆说，12月11日夜10时左右，当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他在出发前回家向妻子刘静坤告别，还匆匆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放在军装上衣右边的口袋里。

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一切布置停当后，张学良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秘书刘鼎，孙铭九则和白凤翔、刘桂五朝临潼进发了。他们所率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长官们只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

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80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70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50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开枪了，王协一指挥兵士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50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

▲到临潼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卫队二营长孙铭九

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

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介石，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介石——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介石，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二营八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好青年!”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蒋介石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1577”。

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也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杨虎城女儿回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只有四岁。对事变的记忆、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来自长辈的讲述，在杨拯美的眼里，父亲是一位爱国的大英雄——

西安事变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新城的官邸，父亲平时在那里办公、会见客人，我们姊妹几个都住在后面的平房里。

事变发生前后，父亲整天忙碌，我们兄妹几个都搬出了新城官邸，跟外婆一起住，跟众多普通的人家一样，外婆家大门口并没有卫兵保护，再说，父亲当时整天忙大事，也没有工夫管我们。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前往南京送蒋介石，谁知竟被蒋介石扣押了起来，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发生分歧，原来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被逐一放走。紧跟着1937年蒋介石就强迫父亲交出兵权，辞去职务，给父亲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逼父亲出国。当时，有人劝说父亲去耀县，因为那里距离红军近，可是父亲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现在事变成功了，就算是牺牲了我本人和十七路军都没有什么大碍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藏身的岩石

母亲当时放心不下父亲，要陪同父亲一起出国，就把我们托付给了外婆。由于外婆想念我母亲，所以幼年的我们经常听到外婆夜里睡不着时念叨着父母亲，现在想想，老人对这件事的看法真的是朴实极了，她常说的是：“你爹为了抗日，让老蒋抓起来了。”

1937年年底的时候，母亲回来过一次，走时带着我哥哥杨拯中，说是能为囚禁中的父亲添些欢乐，让人悲痛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杨拯中哥哥，遇害的还有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名叫杨拯贵，是父母在贵州囚禁期间生的。

1937年11月，父亲回国前，有人劝说父亲不要回国，可是父亲说：“我是个军人，发动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的我应该在疆场。”父亲一回到香港就被人监视了，后来被扣押。其实在父母关押期间我们也试图联系过，但都做了无用功，因为当时对待政治犯都很严格，根本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眼中的父亲，他是一个从小就受教育，爱国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追求进步，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父亲对我的影响，对于我的一生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摘自：《亲历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

作者：李立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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