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上画派的开宗之祖，任伯年为观察房上猫打架，曾翻窗匍匐瓦上，尾随其后，钩画速写；去农村看斗牛，一时兴起，手头没有笔，就拿指甲在衣服上刻画……时局的艰辛中，他难能可贵地保有了艺术上的真性情。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镜头从任伯年身上移开，聚焦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中国，被帝国列强的侵略和封建政权的腐朽统治两座大山压着，更需要的是奋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任伯年这样的一介画人，在当时也许实在算不了什么。在任伯年身上，显出历史过渡时期中旧文人、旧画人的某些典型特征。他的艺术之路的发展，有其自主性的选择和努力，也有为时代所迫的被动和无奈。

由此再来看任伯年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因素相互并存或相互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将让他更趋立体、丰满，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存在。

比如，最早任伯年跑到上海滩来卖画，总是选择“好卖”的题材：写实的肖像、讨口彩的花果、鸟禽等。

当时的上海，是文化上的“拜码头”之地——那正是今天我们说的“圈子文化”，也是明清以来那些所谓“文人雅集”的实质。当年毫无家庭背景的任伯年，凭藉区区一画师的身份，仅靠一支画笔闯荡上海滩，直至最终名列“清末四大家”以及获得“海上三任”的海派开宗之祖地位，可以说委实不易。

或许，这是艺术成就之外，任伯年最让人钦佩的地方。吴昌硕当年也是拜他学艺的，但吴昌硕后来得到众多贵人赞助和提拔，与海上第一大买办家王一亭也是挚友，可以说一路顺遂；而任伯年终其一生都没有特别强劲的供养人。

但是，他也是有过贵人的知遇之恩的。当年，任伯年在其父死于非命之后初到上海，流落在四马路夜市上摆摊卖画，得幸遇上当时海上画家中颇有地位的胡公寿，后者把他介绍给古香室经理胡铁梅，安顿好他的生活，并且极力在当时的钱业公会等团体为他推荐，比如引荐给银行家陶浚宣、大商人章敬夫、九华堂老板黄锦裳等经济界人物，由此帮助任伯年在上海的画坛站稳脚跟。

在当时的社会局势中，任伯年同时也是一位爱国的有识之士，并未只顾自己闷头画画。比如，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反映现实生活、针砭时弊的内容；还比如，每逢有书画赈灾的活动，他也是积极参加、登高一呼，从不以自己地位高、画价高而耍大牌拒绝参加。

任伯年与同为“清末四大家”之一的虚谷交往密切。虚谷这个人也特别有意思，生卒年不详，做过官也参过军，最后出家为僧，却又不受佛门清规戒律束缚，“不茹素，不礼拜”“惟以书画自娱”。他们两位都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身不由己”的个体，倒也很能通过画画来自得其乐。

当时他们都住在上海城隍庙一带，家门口有个羊圈。任伯年构思画幅时，时常泡一壶茶，看看鸟、看看羊。比如那幅画历史题材、表达爱国情怀的《苏武牧羊》，画中的羊就是任伯年日常所见家门口羊圈里的羊。

为观察房上猫打架，任伯年也曾翻窗匍匐瓦上，尾随其后，钩画速写。他还经常去农村看斗牛，一时兴起手头没有笔就拿指甲在衣服上刻画。所以我们看到任伯年的花鸟，其实很有烟火气，是鲜活的、动态的。而虚谷这位“和尚”自个儿也是“闲来写出三千幅，行乞人间做饭钱”的状态。两人的友谊一时传为佳话。

作者：林霖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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