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波解读“曾国藩家训”视频

“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他的智慧总是有限的，但人类文明积淀到今天，你今天所碰到的迷茫和困惑，古人几乎都碰到过，所以，读历史会给你智慧。比如，曾国藩早年资质很平庸，我们当今遇到的很多困境，他当年也经历过。”日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做客上海志达书店，以“曾国藩的治家之道”为主题举办讲座。作为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持人、《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郦波的分享线上线下都吸引了不少热心读者。

比如，曾国藩的童年是一个连贼都嫌他笨的蠢孩子，贼在屋梁上，听曾国藩反复念书却怎么也背诵不下来；青年时曾国藩也曾犯过令人捧腹的低级错误，哪怕是功成名就之后，也是一个爱开玩笑、懂得生活的长辈。“曾国藩天赋并不高，跟我们平常人一样，有很多个性缺陷，但是，他却以平凡资质修炼成了一代大儒，并为拯救时局做出贡献，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成为后世推崇的人生赢家。”郦波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源于他身上可贵的品质，具有普遍启迪价值的智慧与思想。这种智慧就是“自我教育”，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成就自己，也成就家庭，成就团队，成就民族大业。

自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开始出现。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其中被学界称为“千古家训之首”的当数《曾国藩家训》，《曾国藩家训》不仅是记录家常的书信集，更是一部蕴藏着为人处世，持家教子的智慧书。

《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精华》

郦波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新书《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精华》便是摘取曾国藩家训中的精品，依托两千年来中华古代家训的大背景，从识己、识人、识事、识道四个方面入手，对曾国藩一生教育子女、指点子弟以及培养后人的教育思想与智慧，进行了全景式的评述；并回应社会关切，就曾国藩家训思想中修身与立人、临事与处世的大智慧，展开阐发，有助于读者从中学习做人、干事、治学、当家的智慧。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曾国藩常说：“人生需有根柢，方可撑持世间变化。”在郦波看来，一些年轻人常感叹“为时已晚”，于是“破罐子破摔”，放任自己沉迷于网络或是“葛优躺”，但曾国藩的特质在于勇于自省，32岁时他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写下“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约束自己成为更有修养的人。

再比如，一些“键盘侠”“杠精”心有不快，“憋着”不爽，就戾气冲出口。有没有更好的化解方式呢？郦波说，曾国藩即使中年身居高位时，依然时常难以自控，“嘴上不饶人”，然而他及时反省自己，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成为当今我们立身处世的榜样。

谈及许多家长关心的亲子教育话题，郦波举例道，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回忆家训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点，竟是“陪伴”二字。“家长们可能会说，事业在身，无法时时刻刻陪伴在孩子身边；其实曾国藩身为臣子也是公务缠身，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他说，被曾国藩儿子铭记在心的，更多是一种“精神的陪伴”，也包括人生面对困惑时的陪伴，而这正是成长期孩子最需要的一种陪伴。

曾纪泽20多岁时才华出众，被当地的人推荐去编写“地方志”，他以为自己被推荐大概是仰仗父亲的大名，于是拒绝了。当曾国藩得知此事后，一封家书回信说——“人生要成就一番事业，有两个动力。一种是人生的志向追求，占人生的四五分；另一种是事业的逼迫，占人生的五六分。”儿子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深意，接受挑战未必是坏事，反而可以当作是对自己学问的考验、潜能的激发。于是，便有了流传下来的“湘江地方志”中曾国藩及其子的事迹。

“我与世界格格不入，我只与你惺惺相惜。”聊到《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精华》封面上的这句话，郦波解释说，这里的格格不入，并非在世界上受排挤或反抗世界，而是清楚自己与世界的边界。“边界很重要，我们需要有游离在广大世界之外的时刻，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认知自我。”

<<<<书摘节选

文/郦波

曾国藩家训中有一句名言，他在教育儿子与教育弟弟时都多次提及，这句名言是：“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危急时刻，靠人不如靠己，靠别人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才是最终的根本。

但让我疑惑的是，曾国藩向来是个非常讲究团队合作的人，他的幕府集中了天下的英才，号称“神州第一幕府”；他不仅善于团结朋友，甚至还善于团结政敌；他当初在翰林院进行修身训练的时候，靠的是倭仁与唐鉴的指点；后来十年七迁的官运亨通，靠的是穆彰阿这样的后台；长沙办团练，靠的是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支持；长沙受辱、败走衡阳练湘军，靠的是罗泽南的大力拥护；率湘军杀出湖南、长年作战，大后方靠的是胡林翼的从容调度；被困祁门、险些丧命，靠的是鲍超的拼死救护；就算他后来开启洋务运动、施行最早的中国留学生计划，也靠的是容闳、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这些教育家、科学家的大力支持。

若没有他靠的这些人，早就没有一代大儒、晚清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了。既然如此，这么喜欢“靠人”，又这么善于“靠人”的曾国藩怎么会说出“靠人不如靠己”的话来呢？

要解开这个谜题，最好的办法是来看一下这位主张“靠人不如靠己”的曾国藩，他是如何“靠自己”的。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他作为一位家庭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名师，是如何教导别人来“靠自己”的。

1861年，曾国藩攻下安庆，抢得进攻南京的桥头堡，同年，他又被封为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管东南四省的军政要务，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可谓是时来运转，风头正劲。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挥兵江浙，连下苏州、杭州，兵锋直指江南财赋重镇上海。上海的商户都害怕了，筹集了十八万两白银，派代表到安徽安庆的两江总督府，来求曾国藩，求他派兵保护上海。

曾国藩正要把势力延伸到江浙一带，他非常看重上海在他战略全局中的经济地位，下定决心要派一支精锐力量，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到上海滩来抢地盘。他一开始想到的是让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带湘军精锐去帮着守上海，可出乎他的意料，老九不愿去。曾国藩只好另寻思路，另选人手去了。

按道理，像上海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肥差，很多人都眼巴巴地望着，肯定既要是能征惯战的名将，又要是曾国藩的嫡系亲信，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曾国藩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竟然给了一个文员，一个学生，一个还曾经多次背叛师门的学生李鸿章！

当然，曾国藩把这个好机会给李鸿章不是没道理的。虽然李鸿章比较精明，野心也很大，甚至还有几次背叛师门，虽然李鸿章只是安徽人，并非湘军所看重的湖南人，但他跟曾国藩却有一层不为人知的特殊关系。

除了讲信仰之外，曾国藩治军讲究“三谊”，即亲谊、乡谊与年谊，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官场都非常看重的东西。亲谊，就是用人不避亲，曾国藩的几个弟弟都是湘军名将。当然，除了人事的“三谊”关系，曾国藩看中李鸿章，还因为他一直把李鸿章当成政治上的接班人来培养。但因为李鸿章年轻浮躁，曾国藩虽然把他收入自己的幕府，但也很少委以重任，甚至还一直有所压制。其实，这也正是磨炼人、培养人的一种方法。

现在，曾国藩思来想去，把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兴奋得觉也睡不着，在获得曾国藩同意之后，连夜赶回合肥老家，招募了一支破破烂烂的淮军队伍。

为什么说是破破烂烂的淮军呢？

因为李鸿章要接上海这个肥差，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这是他去守上海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他此前在曾国藩的幕府里一直是一个文员，怎么可能有自己的队伍呢？而别的将领带的都是湘军，自然也不肯把自己原来的兵交给李鸿章带。李鸿章很聪明，他也不愿带别人的队伍，他要带自己的队伍，再加上事发突然，局势紧急，所以他向曾国藩说自己可以回老家拉一支队伍来。

曾国藩也没拦着他，放他回乡，看他能拉出怎样的队伍来。

李鸿章还真没说大话，他原来在安徽办过团练，虽然几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对安徽地界上的那帮“地头蛇”还是很熟悉的。结果，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原来是团练后来已经成土匪的“西乡三杰”——刘铭传、张树声和周盛波。因为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是占山为王的土匪了，李鸿章把他们临时拼凑在一起，不论军容军姿还是武器装备，基本无从谈起。虽然美其名曰淮军，但其本质就是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

据说李鸿章带着这支总数不过两千多人的破破烂烂的淮军回到曾国藩面前交差，曾国藩一见这些叫花子兵都气乐了。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他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也不是说说而已。为了支援李鸿章这支新建的淮军，他抽调了湘军总共十个营的兵力补充进淮军。所以，淮军最初组建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曾国藩抽调湘军赞助他的。所以历史学家常说“淮自湘出”或者“脱湘入淮”，都是不争的事实。

曾国藩为了帮助李鸿章，还把自己最亲信的两个亲兵营也送给了他，说是“赠嫁之资”。也就是说，他帮李鸿章建立淮军，就像父亲嫁女儿要赔上嫁妆一样，可见他对这个学生的爱护之心。

李鸿章有了初具规模的淮军，不禁信心大增，出发前向曾老师保证，立志到了上海要大展拳脚，不辜负曾老师的栽培与期望。

曾国藩一听这话不禁眉头紧锁，出发前特意把李鸿章找来深谈。

曾国藩问李鸿章：到上海后打算怎样大展拳脚？

李鸿章回答说：“我要秉承老师您的治国主张，一方面清吏治、办洋务，另一方面择机与李秀成开战，要一战功成，在上海建立起声名与威望。”

曾国藩一听，给了四个字的评价—大错特错！

然后，又给了两个字的建议，这两个关键字是——深沉。

曾国藩为什么要给李鸿章“深沉”两字呢？

这首先是针对李鸿章的性格特点出发的。李鸿章年轻气盛，人极聪明，但浮躁；才气纵横，但孤傲，甚至有时候还比较任性，所以才会有曾经背弃师门的事发生。但若要以为曾国藩的“深沉”两字只是对李鸿章浮躁性格的提醒，那也大错特错了。

比如李鸿章到了上海之后，面临的事态会是什么？

是李秀成二十万大军已经重压上海。当此兵临城下之际，上海商户之所以愿意立刻掏出十八万两白银，每个月还供应六十万两白银的军饷，是要李鸿章的淮军去救上海的。救上海该怎么做？当然是要打仗，不打仗又怎么救上海呢？况且李鸿章屈居下僚好多年，现在总算自立门户，年轻人崭露头角，自然意气风发，自然雄心勃勃。就事态而言，就李鸿章自己的心情而言，一到上海，要先打一仗来树立威望。

所以曾国藩不仅在李鸿章临行前面授机宜，在李鸿章率淮军出发后还是每日一信，千叮万嘱，明确告诉他：即使事态再紧急，你也一定要定得住。

甚至，当朝廷的催战圣旨一道紧似一道的时候，身为两江总督、主管东南四省军政要务之钦差大臣的曾国藩，一边把朝廷圣旨传递到上海的李鸿章处，一边附信给李鸿章，告诉他虽然公文里我遵照朝廷圣意让你出兵，但那只是官样文章，你可以不管，你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一定要忍住，一定要先立定脚跟！

为了让李鸿章树立立定脚跟的定见，曾国藩不惜现身说法，列举当年自己初办团练的得失。以为当初长沙之辱，就是因为见太平军势大，事态紧急，以至越俎代庖，冲动失策。后来痛定思痛，退守衡阳，发愤励志，练兵为先，终于将数百人之团练练成万余人之湘军。后来太平军回攻湖南，长沙求救，甚至咸丰皇帝连下四道圣旨催促湘军出山，曾国藩却能不为形势、情势所动，也不为圣命所迫，坚持到脚跟立定，万事俱备，方誓师出山。结果一战而获湘潭大捷，二战由湘入鄂，三战武昌大捷，湘军从此威震天下，曾国藩也才能成就后来之曾国藩。

曾国藩提醒李鸿章，如今上海滩头，更胜当初之长沙、衡阳。至于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一战立威，都非头等大事。头等大事只有一件，就是立定脚跟，这就是“深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胸中自有定见”！

李鸿章本是聪明绝顶之人，在曾老师一再提醒教导下，收拾起一颗冲动的心，整整数月，窝在上海滩里，任情势再危急，任一道道圣旨、一道道军令催下来，就是憋着劲儿不动，只知苦练淮军。所以淮自湘出，湘军、淮军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练兵练得非常扎实，曾国藩总结为“扎硬寨，打死仗”，这就是立定脚跟的定见。

守着曾老师立定脚跟的定见，李鸿章不为事态所动，却招来了无数的指责与非议。但他既然能不为事态所动，又焉能为人言所动？就在这种“任尔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的坚持中，李鸿章在上海扎扎实实地立住了脚跟。数月之后，淮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一战功成，力克李秀成数万大军。李鸿章就此在上海打开了一片新局面。

就是从上海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淮军时代，也开始了晚清政坛的李鸿章时代。

曾国藩后来在与李鸿章的书信中解释过这个“深沉”之道，针对带兵打仗，他很明确地说：“鄙意用兵之道，最贵自立，不贵求人。”（《曾国藩全集·书札》）这话是说，打仗这回事，最重要的是靠自己，千万别养成靠别人、求别人帮忙的习惯。这就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句“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的意思完全一致了。

但是，靠自己就是深沉了吗？为什么不能靠别人，难道面对危险与压力的时候就不能变通一下吗？

对此，曾国藩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名言诠释说，深沉就是“君子不重则不威”。

关于《论语》中的这句名言，历来也有争论，主要在于这个“重”到底指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是君子要自重，有的说是要庄重，有的说是要有自尊心，还有的说是要厚重。我感觉这些说法都没错，但又都只停留在表层，没有点到根本上。

这句“君子不重则不威”的后面还有半句话，叫“学则不固”。这句“学则不固”，有人认为与前一句无关，是说君子如果喜欢学习的话就不会固陋，就不会浅薄了。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一句和上一句是有紧密联系的，是说君子不重的话，就没有威严，甚至所学就不巩固，就不牢固。从句式与语气上看，“不重则不威”与“学则不固”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递进关系。另外，要是没关系的话，孔子这话就应该先说学习的事儿，再说重不重与威不威的事儿。

既然有关联，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自重、不庄重、不厚重的话，连学习的效果都会变得不牢固、不坚固呢？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显得很模糊，这也就说明这个“重”绝不是“自重、庄重、厚重”这么简单，或者并不是简单地给“重”组个词，就能诠释其内涵的。

因为曾国藩在书信里引用了这句话，所以他同样也有自己的解释，他的解释是：“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曾国藩全集·书札》）

我认为，曾国藩这句话是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最好解释。他是说一个人要集思广益、广泛学习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关键是要能做到“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这样一来，就算你再怎么广泛涉猎、广收博种，你都能做到万流奔壑、百川归海，这样就能做出大学问与真学问来了。

这个“辔”是马缰绳的意思，六辔是同时驾四匹马的车。同时驾驭四匹马，这就像你要同时学习很多知识、同时面对很多情况一样，怎么才能做到成功的控制与驾驭呢？只有一个办法，曾国藩提出来的办法就是这四个字——“内持定见”。

好了，从告诉李鸿章要“深沉”，到引用“君子不重则不威”，再到“内持定见”，我们现在明白了，曾国藩所说的“深沉”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重”，而这个“重”的本质，就是“内持定见”。

文汇记者：许旸

编辑制作：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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