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这条并不热闹的道路上，青年作家怎么应对“创新焦虑”继而写出自己的辨识度？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2018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将这一话题再度抛向广大青年写作群体。青创会期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鲁奖得主、70后作家肖江虹正是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多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承继了宝贵的本土写作资源。分享这篇创作谈，或许能为当下青年写作带来启示。——编者的话

我从2008年开始正式写作，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和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

2008年我写了《百鸟朝凤》，2016年公映的同名电影让这部小说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老一代唢呐艺人焦三爷的坚守与失落，引发了戏里戏外对传统艺术传承的讨论；2013年写了《蛊镇》、2014年写了《悬棺》，2016年写了《傩面》，后三部小说都是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它们对我的写作意义重大，让我看到了文学更为丰饶和开阔的那一部分，同时也让我摸索找到了汉语叙事的优良传统。

▲根据肖江虹小说《百鸟朝凤》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书写消逝的风物，但怀着诗意的美好继续前行

今年，《傩面》有幸摘得鲁迅文学奖，它主要讲述贵州的傩面戏。这部中篇小说光前期田野调查就做了六七万字，比小说字数还多。特别是小说中涉及到的大量傩戏唱词，都是傩面师唱一句我记一句，很多段落还得重新加工和梳理。不过我喜欢这种有难度的写作，它能让我更大限度地抵达真实，同时也能让文本获得某种飞升的可能。

书写这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想象力和诚挚包容心。就像我们开车旅游经过一个地方，那里有或迷人或壮阔的风景，你不能永远停下来看这个风景，你还得往前走，转个弯，翻个山，这个风景就不见了，但是你可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记在心里，然后怀着诗意的美好继续前行。

《百鸟朝凤》就是这样一种对诗意的记录书写。人们说民俗代表一种文化，我觉得它更接近于诗意。所以，一味悲观是不必要的，即便唢呐没了，但是唢呐匠精神层面的气质会附着延续到其他事物上。旧的艺术形式或许不断淹没于时间轴上，但是新的艺术形式又在不断产生、更新、升级。小说里唢呐最终消失了，它内核的东西仿佛一直都在。今年年初，我回到老家，跟一位老唢呐匠聊天，他对这门手艺的日渐冷清显得比较无奈，随后他摘下一片木叶，送到嘴里，唇边飞出一曲《南山松》，依旧高亢嘹亮。

回想写《傩面》时，去贵州道真一个地方采风，那里有位傩面师，做了很多精美的傩面，却打算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把它们全烧掉。我觉得特别可惜，痛心疾首：“这些东西那么好，就这么消亡了？”傩面师却显得很坦然，他说：“和人一样，这些东西，该要消失的，一定要消失，作为当事人，面对这个东西消失，我都没有感觉到那么大冲击，你为什么要捶胸顿足呢？”晚饭时间，他又对我说：“消亡不可怕，没有尊严的消亡才可怕。放下了，才有尊严。”

作家笔下不该有假想敌，应写出万物平等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说白了，就是写人的困境。在精神上，谁都可能成为弱势一方，这和他的地位、财富、阅历并没有太大关系。我理解所谓的文学胸怀，就是作家的笔下不该有假想敌，应努力写出万物平等，观察到全人类所面临的精神苦痛。

我们每个人都有困境，作家需要发现困境并加以捕捉提炼。我有一篇小说叫《我们》，里面写了个煤老板，看起来是个坏人，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困境，只是我们有时忽略了去关照有钱人背后经历着什么，这是令人警惕的惯性思维。作家就该走出这种思维，去探寻大树后面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发现一些文学作品，描写阴暗、丑陋、垮塌的部分特别得心应手，唯独对美好、善良、悲悯、庄严这些文学的基本要义丧失了感知和构建能力。总写一团漆黑，意义在哪里？如果一团漆黑里没有最后划亮的那根火柴，让人看不到出路，也令文学自身丧失了力量。

回顾自己以前的不少创作，都在写对抗，比如城和乡的对抗，文明和非文明的对抗，写了很多剑拔弩张的对抗。通过这次采风，我清晰认识到，文学最终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我开始反思，写《百鸟朝凤》，笔触都在痛点上，好像苦痛越大，文学的获得感就越多；在《蛊镇》里，现代化成为隐在的批判对象；到了《悬棺》，百年坚守一夜消逝，仍旧在抒写渗入石头缝里的对抗。不过写到《悬棺》这部小说，我发现：故乡的前面还有故乡，人类就是在破立循环中一路走来。

那次采风回来，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把《史记》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大学期间读《史记》，一直以为人类史是一部对抗史，现在我才明白，它其实是一部和解史。

作者：肖江虹（作家、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编辑组稿：许旸

责任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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