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著《艺文类聚》，沿用了一则来自《世说新语》的佚文，说西晋的名诗人陆云特别爱笑：“著縗帻上舡，水中自见其影，便大笑不已，几落水。”20多年后，房玄龄等人编著《晋书》时，史官们借题发挥，把诗人“推”下了水：“(陆云)著缞绖上船，于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

唐初著名类书《艺文类聚》，在人部“笑”这个小类下，讲了三国名将陆逊的孙子、名诗人陆云的一个故事：

陆云好笑，尝著缞帻上舡，水中自见其影，便大笑不已，几落水。

故事据说是《世说新语》佚文，已经无从查考。这个笑得“几落水”的主角，到了比《艺文类聚》年代稍晚那么二十多年，唐修《晋书》的《陆云传》里，就索性……掉进水里：

(陆云)尝著缞绖上船，于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

故事的主角掉不掉进水里，作为一个细节，没有历史意义。它既不曾影响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也不因为主角是个西晋时期的著名诗人，产生什么文学史意义。“差点掉进水里”和“已经掉进水里”，都是为了说明这个人善笑，一笑就停不住；充其量，就是后者笔下，主角笑起来动静更大。两个故事给人的第一印象，其实相差无几。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发生文字上的差别？在明明有一个“差点掉进水里”的版本存世的情况下，《晋书》的编者们偏偏采用了更夸张些的版本，把笔下人物推进了水里。这是不是该有个合理的解释？

参加过《晋书》编撰的，至少有21人。其中一位叫李延寿，后来又私撰了《南史》和《北史》。与《晋书》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这两部史书中。

譬如《南史》中，有关齐梁文坛领袖沈约的列传里，写到沈约祖父沈林子，来了句“少子璞嗣”，从而引出沈约的爸爸沈璞。

中华书局标点本《南史》整理到这儿，当时就出了个校记，大意是：您怎么跟沈约自己说的不一样？——“《宋书》：‘子邵嗣，邵子道辉卒，子侃嗣，侃卒，子整应袭爵，齐受禅，国除。’是璞未尝嗣林子封爵。”

沈璞是不是沈林子的爵位继承人，对塑造沈林子和沈璞的形象、乃至叙述和他们相关的历史事件，都没有影响。唯一有可能影响的，或许是沈约在家族里的宗法地位。但李延寿是北方人，也是后人，他跟沈约非亲非故，不需要帮诗人争身后的“宗族地位”。更合理的解释，大概是：为着叙述能突出重点沈约，作者把沈家其他人当作“枝蔓”除掉了。他的为叙述方便起见，不经意给后人造成麻烦。《南史》《北史》历来为人所重的一点，就是采用“家传”式编排，条理清晰，认人方便，司马光还专门提及这点。类似《沈约传》中的剪裁，可就打读者一个措手不及了。

▲《南史》记载梁代重要文学家萧统的《昭明太子传》中，写到：(中大通)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这其实是个不成立的细节，因为那个时代的农历三月，南京物候并不允许“摘芙蓉”。作者李延寿是北方人，对南方气候没有直观的体验，或许只是因为萧梁诗作中《采莲曲》太多，他“合理想象”了南朝的日常生活。

同样是《南史》，关于梁代重要文学家、英年早逝的萧统，在《昭明太子传》中，有这么一笔：(中大通)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

这段看起来是注解《梁书·昭明太子传》的“三年三月，寝疾”。但这里有个问题。中大通三年是公元531年，这年农历三月，在4月3日—5月2日之间。当年气温较当代寒冷，南京物候并不允许“摘芙蓉”的细节成立。李延寿是北方人，他知道南方比家乡温暖，但没有直观的体验，这里的“合理发挥”就露了破绽，“摘芙蓉”三字动摇了整条记录的可信度。这或许只是因为萧梁宫廷诗作中《采莲曲》太多，李延寿觉得增加了这样的细节，才更像是南朝太子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好断言李延寿在写作中把昭明太子萧统“推下水”，但加了这些细节，萧统之死无疑增加了几分戏剧性。

初唐史书中，类似“为叙事方便”的剪裁、与前代记录微有相异的文句，还能找出不少。它们的共性，都是既不影响历史事件大方向上的定性，也不影响相关人物的大致性格，但往往能加强事件本身的画面感或戏剧性，突出人物某些特性，或者集中某些矛盾、关系。一言以蔽之，这个事件或这个人的故事，变得“好看”了。

在中国古代，官修史书通常承载当时的朝廷意志，私撰史书则传递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念，讲究的都是春秋笔法。编排、措辞、详略，多半微言大义。这种单纯为着阅读时“好看”的修改，折射出撰作者的审美和性灵。同类操作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

讲述魏晋之际的诸家杂史，在细节上互有出入，到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常苦恼于无从判定孰是孰非，比如“晋代曹魏”的历史现场，有各种添油加醋的版本，到底哪个才是真相呢？或者都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裴松之只能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他把那个时代能看到的史载版本都抄了一遍，这是没了办法的办法。然而裴的注文，也有自由发挥的细节，给后辈的史家造成“极具风格”的麻烦。其他史家多多少少也难免于此，代际相传，单纯“为了好看”所作的种种改写，频频出现，防不胜防。当然，读者们乐见这些不伤大雅的“戏说”，他们被哄得很开心。

对文字细节的类似变更，既不影响对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影响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更不会干扰历史学家的辨识，换言之在史学方面没用。“合理发挥”的现象频繁发生，似乎只能归结为历史学家控制不住自己的表达欲，但职业操守明镜高悬，大事必须不虚，于是小事就难免不拘了。可是后代同行未必这么觉得，比如李延寿对沈约等人家系的微调，会让从事士族研究的学者感到困扰。对昭明太子死因的叙述，可能让人调查梁朝“采莲”文化风气时产生误解。对东晋成立过程所作的改写，也迫使后世学者不得不加以辨析。当年这些史学前辈们，乐此不疲地一再制造类似的异文，甚至在抱怨前辈叙事不科学的同时，又给后人制造出新的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谁抱怨过：既然追求小事不拘，这么热爱合理想象，干嘛不干脆写虚构作品呢？唐人刘知几就曾在《史通·书事》中，说过一句：“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这些被批评的史家大抵是有自省意识的，所以到了唐朝，杂传形态的小说渐渐多了起来，这类作品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唐传奇。

(作者 王尔阳 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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