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文选评》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孙昌武 撰

作者信息

孙昌武

1937年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唐代文学与中国宗教文化，兼从事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翻译，著有《柳宗元传论》、《佛教与中国文学》、《中国佛教文化史》等。

导言摘选

对韩愈的评价，宋代的苏轼在《韩文公庙碑》里留下了四句著名的话，即所谓：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五）

这后两句是对韩愈品格的赞誉，暂且不论。前两句一则表扬他的文学成就，再则赞扬他振兴儒道之功，大体概括了韩愈一生的主要业绩。不过对于苏轼在这两方面所做出的评价，后人有许多不同看法。比如关于“文”，“八代”（有不同解释，一般以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为八代）的成果是否可以用一个“衰”字来概括？韩愈对它们是不是完全否定？就很值得讨论。又关于“道”，韩愈是提倡“儒学复古”的，但他所倡导的“儒道”是否纯正？他是否真的复兴了先秦、两汉的“儒道”？人们同样多有疑问。这些争议本书下面将涉及到并具体论及。但苏轼那两句话、十二个字，确实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韩愈在“文”和“道”两方面的成绩，肯定他转变一代思想、文学风气的巨大影响和历史地位，因此也就被后代广泛传诵。

精彩解读

师说①

古之学者必有师②。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③。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④？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⑤；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⑥？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⑦。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⑧。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⑨；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⑩!

① 师说：论师之说；说是论说文体的一种。

② 学者：志学之人，治学之人。

③ 传道：指传圣人之道。受业：教授艺业。受，通“授”。解惑：解除疑难。

④ 意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孰，谁。

⑤ 固先乎吾：本在我之前。固，本来。

⑥ 庸知：谓怎能计较。庸，岂。

⑦ 以上意本《吕氏春秋·劝学》：“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

⑧ 师道：为师、尊师之道。

⑨ 出人：超出一般人。犹且：尚且。

⑩ 出于此：由于这，指“耻学于师”。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意本《尚书·咸有一德》：“德无常师。”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郯（tán）子：春秋郯国君主，郯国故地在今山东郯城县，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孔子从学“少皞氏鸟名官”事。苌弘：春秋时周敬王大夫，后以晋公族内讧被杀，据《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至周，“访乐于苌弘”。师襄：春秋时卫国乐官，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又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聃”，但孔、老关系多有不明处，“问礼”不一定是史实。

《孔子圣迹图》之“访乐苌弘”

《孔子圣迹图》之“学琴师襄”

《孔子圣迹图》之“问礼老聃”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据旧注，李蟠贞元十九年进士，这篇文章作于他十七岁的时候，应是在他登第以前。文章中关于尊师重道、人非生知、学无常师等议论，本都是历来的常谈，没有太多新意。本文的意义在于其强烈的针对性，而其感染力则得自高超的表达技巧。

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江南士子纷纷从学，他以“系囚”身份力避师名。他写《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这里说到韩愈居长安、挈挈而东，是指他早年奔走幕府时情形。从前面所选《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等作品可以知道，他当时就已极力团结后学，以师道自任。这是因为师道乃是传播圣人之道、教授古文之业的保障，也是他从事儒学和文学“复古”事业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他作《师说》，提倡师道，就表现出强烈针对性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至于他在文章里把“道”与“艺”并举，“传道”与“受业”并重，抨击士大夫间耻于相师，批评他们不如“巫医、乐师、百工”，笔墨更显得相当尖锐。

文章表达清通简要，无一冗言赘语。开头使用韩文习见的先声夺人笔法，开门见山地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树立论点，作为前提。然后条分缕析地论述师的作用、从师的必要、谁人可为师、师道的现状等；再用古今对比做转换，提出“爱子择师”、“巫医等不耻相师”、“圣人无常师”三项加以具体发挥；最后点题，说明写作缘起。短短四百余字，结构精严，波澜起伏，有尺幅千里之势。而作为提倡“古道”的具体体现，文中多处引用经典，但点化如己出，不露痕迹，则显示了使典用事的高度技巧。

还值得提出的是，文中提出“年相若”则耻相师，他和张籍等人的年龄正不相上下。可能在这点上他颇受非议，文章有为而发，也可见他“好为人师”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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