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在南竹竿胡同113号旧居

爷爷与“纳兰性德手札长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下午，位于北京后海的宋庆龄故居中，绿荫婆娑，花香鸟鸣。斜阳西照之下的长廊间，一群少男少女围坐在一起背诵着一首首著名的纳兰词，神情投入，朗朗上口：“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恍如置身于《红楼梦》的大观园中。

在这座有着历史传承的宅邸里，宋庆龄只是它此一时的主人。宅内存有康熙帝亲笔御题“五峰挺秀”的匾额，悬挂于“畅襟斋”后面，为前清大学士纳兰明珠府第的遗物。而明珠长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本名成德，字容若）的《渌水亭集》中有诗曰：“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同晦明。”其中的“双夜合”指两棵“明开夜合树”（俗名卫茅），如今仍生长在南楼的石阶前，树龄当有三百余年。因此，在明珠宅邸花园中吟诵纳兰性德的词是一个有出处依据的选择。

我第一次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纳兰粉丝群的存在，他们年轻、坚实、稳定，文艺气息浓厚，而纳兰词与生俱来的婉约惆怅又特别适合“少年不知愁滋味……强说愁”的年龄。那一刻，距离爷爷把纳兰性德行书手札长卷捐给上海博物馆，已经过去了近十年的光阴，他本人也已于一九九五年去世了。

这是一场相隔三百多年的“邂逅”。一九六一年，爷爷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去琉璃厂丰富他的收藏，成了繁重工作之外的一大消遣。当纳兰性德手札长卷出现在他眼前时，他爱不释手，正愁手头有些紧时，刚好来了一笔二千元的稿费，当即买下这二十九通书简，全部为康熙十九年以前所写，之中多数是写给清代收藏家张纯修的，从这些手札里，可以了解纳兰容若喜爱的印章、笺纸以及他别号。

夏衍收藏的“纳兰性德手札长卷”（局部）右上角为夏衍的收藏章：仁和沈氏曾藏

曾担任过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初期红极一时、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王力在谈到康生的时候说过：“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不错，当年购得手卷后，不少熟人、朋友纷至沓来，其中就有康生、陈伯达。当时，同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提议以珂罗版精印复制，作为文化部代表团出访礼品。爷爷欣然同意并商定，请郭绍虞题签，夏承焘撰序，顾廷龙作后记，由上海博物馆印制。其中不仅包括了他自己的所藏，还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的“纳兰致顾贞观简”一通；“致严绳孙简”五通；“上海图书馆”所藏“致颜光敏简”一通；玉佛寺所藏“纳兰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通，汇印成一册，书名《词人纳兰容若手简》。

《词人纳兰容若手简》  郭绍虞题签

几年之后，风云突变，“文革”爆发。“纳兰性德手札长卷”从八大人胡同的家中被抄走，下落不明。那座四合院（后来改为南竹竿胡同113号）被抄了不下几十次，抄走了三间书房的藏书，最后只还回九百多册。而最让爷爷伤心的是当着他的面，把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统统撕碎、烧掉，“士为知己者死”，爷爷不是一个纠结的人，但这件事情他对我讲了不止一次。当然，失去的“纳兰手卷”也是他最惦记的，他说过：“其他的东西不见了无所谓，但‘纳兰性德’一定要追回。”此话他跟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方行同志讲过，也对我说过。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后，“手卷”终于失而复得。他告诉我说“最后是在毛家湾找到的，陈伯达拿去‘孝敬’林彪了”云云。

南竹竿胡同113号外观 罗雪村绘

爷爷终归是个文人，收藏文人画是他的主打牌。有意思的是，他的字画收藏取向是他为官之后形成的，他将“扬州八怪”的金农、汪士慎、黄慎、李鱓、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都收齐了。“八怪”们身上的“奇”与作品的“怪”，代表着中国画的革新，而古今中外艺术史上的任何一次“不破不立”，都是与艺术家观念的变革分不开的。但我想，爷爷的收藏不是单纯停留在艺术审美的层面，“八怪”远离仕途官场的非主流态度，可能与身处官场的他产生了某种逆向的共鸣。在他的收藏世界里，或许还潜藏着另一种活法的“夏衍”，这是他以此寄情——在被高度政治化后，依然要保有一颗自由的文人心。

我想，他的收藏在心理上，应是有着三个层面的：首先，是个人审美情趣，文人画的独特个性和超凡脱俗是他钟爱和欣赏的；其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文化部“十年作吏”，为缓解政治和工作上的压力，“苦中作乐”聊以自慰；第三，“以一己之力收藏，最后回馈社会”。

夏衍在茶几上写作

爷爷的收藏章是齐燕铭刻的 “仁和沈氏曾藏”。杭州仁和是他的出生地，沈氏是他的本姓，是“曾藏”而不是“珍藏”，这个“曾”字表明了他不占有的态度。爷爷是在九十岁以后开始考虑身后事的，首先便从他最珍爱的“纳兰性德手札长卷”开始。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写信给他在上海文博界的老部下方行：“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现在正请启功先生书跋，还有几位收藏家想看看，所以请先和‘上博’联系一下，如他们愿意接收，大抵下半年请他们直接和我联系。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那一年国内多事，他一连发了五六封信给方行，均谈及此事，足以见得“纳兰性德手札长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不想使之重蹈“文革”动乱覆辙的急切心情：

方行同志：前函谅达，现在局势已见平静，过了立秋，北京也已开始转凉了，在您方便的时候，欢迎您到北京来，把那件东西交出，总算了却一件心事。到了九月，可能又会出现旅游“旺季”，住旅馆就不容易了。具体日期，统由尊便。反正我不出门，恭候以图快晤。匆匆 祝 近安 夏衍 八. 十四

当年的九月，方行亲赴北京来接收“纳兰手札卷”。爷爷晚年两次向上海博物馆的捐赠都是通过方行的，方行还专门用笔名写了一篇关于夏衍捐赠的文章，文中的有些细节是不懂文物的人很难下笔的。

一九八九年，夏衍致方行信，谈捐赠“纳兰性德手札长卷”事宜（方虹提供）

一九八二年爷爷从上海回来，一直兴奋地说着一件事，在马思南路周公馆看到一份展出的文献，是当年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记录：“周偕不知姓名之男子三人及女子一人（并非邓颖超）。”爷爷知道自己即是其中一男子，女子则为龚澎。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七日，他和乔冠华、龚澎去周公馆见周总理，谈兴甚浓，周恩来提出请吃上海大闸蟹替他们及后到的陈家康饯行。在去往高长兴酒馆的路途中，行至福州路天蟾舞台附近，周恩来突然下车斥问跟踪的特务，甩掉了“尾巴”。久经沙场，此等区区小事丝毫未影响周恩来那天的情绪，吃蟹饮酒，他的兴致很高，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爷爷后来将这件趣事写进《懒寻旧梦录》。这次在上海颇有意义的参观就是方行陪同他去的周公馆。

那一次方行来接收“纳兰手札卷”是我亲历的。临行前，他特地请赵朴初、李一氓夫妇一起在北京昆仑饭店吃了一顿我们家人喜欢的上海菜。那一天的聚会，爷爷带了姑姑和我参加。开席前，方行同志拿出“手札卷”请赵朴老和李一氓鉴赏，等他们二位细细看后才落座开饭。昆仑饭店最初的上海餐厅是由锦江集团打理的，爷爷和方行都跟张贤秉总经理很熟悉，他们特地关照厨房要为赵朴老一个人准备全素宴。我记得很清楚，赵朴老当时非常开心，连连说，这让他想起了周总理请吃饭也是专门为他备全素菜的往事。

《懒寻旧梦录》封面上的夏衍手稿

转眼间，爷爷和他收藏的故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他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上海博物馆将他的旧藏邮票和“纳兰性德手札长卷”首次展出与公众见面。我看到参观者的兴奋点很有趣，年纪偏长者对清代邮票颇感兴趣——意料之中；追捧“纳兰性德手札长卷”的则以青少年为多——意料之外。不知道爷爷会对此老少不同的观展侧重有怎样的感想？依我对他的了解，无论怎么想，高兴是一定的。

收藏品回馈公众是一位收藏家最高的理想和境界，爷爷用几十年的坚持做到了。

二〇一五年五月三日写于“夏衍旧藏珍邮展”落幕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作者：沈芸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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