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在琉璃河遗址（摄于1983年11月）

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其实，讲到中国历史，从孔夫子起就不是把中国史看成铁板一块。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把夏、商、周看成三家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而不是看作一连串的三代。汤武革命不是继承，三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但还是周人的学问全面。“周礼”是国家大法，是周人建国治国的系统理论，以一个“文”字代表典章的制度化，是国家已成熟的表现，殷人还未达到这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为主。古人云，“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进来出去又多有反复，所以，华夷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绝对的。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名言，也是认识到他的弟子们来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背景来源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而且有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别。“有教无类”的“类”，一般都解释为身份、背景，较少联系到种族问题，但殷墟的情况给了我们启发。李济分析了殷墟大批人头骨后，指出活动在商代中心地区人们的种族差别很大，他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中说：“从著名安阳遗址出土的人骨资料来看，就远不是纯一人种的。从研究这一人骨的头形指数计算出的标准偏差数，远远超出正常范围，这肯定地说明这一组颅骨有着极不同的来源。”虽然时代越近，人种差别越小，但孔子时代，中原地区的人种差别仍然很大，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对种族歧视，这当然是很进步的思想。由于面对的是多文化且复杂的民族传统社会，所以他讲课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兼容并举。《周礼》所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

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兼容并举的，他不仅对百家学说，分门别类介绍，不歧视哪一派，比较客观，而且修史内容超越国界，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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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头来说近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从20世纪初近代田野考古方法传到中国，1928年后中国最早的两家考古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成立起，这个修国史的目标就很明确。如何修？傅斯年讲过一句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意思是修国史要摆脱文献史料的束缚，不拘泥于文献，不是为了证史补史，而是要找到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考古学要从史学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这两句话很像是考古学的“独立宣言”。于是，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刚成立，就直奔安阳，因为那里发现过甲骨文，目的是研究商史；设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先在北平搜集有关老北京建筑的碑拓，又去了燕下都，后到陕西，却不在西安附近挖周秦汉唐，而是打道宝鸡，因为那里出过一批青铜器，目的是研究先周先秦史，追溯周、秦的老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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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读“天书”

“学读‘天书’”是1987年我写《给年青人的话》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说的是三四十年代我硬着头皮啃“天书”，寻找解释“天书”密码的那段经历。

1934年，我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院长李书华把我分配到考古组。9月，我随所长徐炳昶（旭生）老师去陕西宝鸡发掘斗鸡台遗址，第二年收工后，沿渭河调查回到西安，考古调查发掘使我有机会接触到陕西关中西部古文化材料。此后一年多时间在西安和北平着手整理我参加发掘的百来个小墓材料，准备写发掘报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斗鸡台发掘停止，发掘材料于1939年初辗转运抵昆明黑龙潭，继续整理。要消化这批材料，对于像我这样一位初学者，无疑是有困难的。没有基础，周围没有人可以请教讨论，一切从零开始，只有蹲下来，边摸瓦片边思考。我意识到，从这批墓葬中的三种类型—直肢仰身竖穴、屈肢竖穴和洞室，以及随葬品中的三种器物—鬲、鬴、灶这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或许能够取得突破。为此，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数以百计的单位和数以千计的器物，它们都应该有它们本来历史的、逻辑的顺序，因此，必须使它们“各就各位”；第二，这批材料作为一批有组织的人们的群体活动遗迹，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应该有它们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必须从这部“天书”中寻找出它们原来传递信息的“密码”，才有可能认识它们的真实含义。

面对这批“哑”材料，如痴如呆地摸呀摸，不知花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陶片、陶器，每每摸来摸去，虽然也不一定有所收获。朋友中流传，说我好闭着眼睛摸陶片。我还听说，有的同学真的闭着眼睛摸陶片，据说是从我这儿学来的。这话三分是夸张，七分是误解，随便谈谈，博大家一笑罢了。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1977年，在河姆渡遗址，休息期间摸陶片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我终于好像从手下上百件瓦鬲标本中找到解释“天书”的密码，识破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基本运动规律了。

第一，按照发生学原则，找到可以排出序列的四种基本类型。这些类型按拼音字母A、B、C、D代表，分别称为：A型袋足鬲，B型联裆鬲，C型折足鬲，D型矮足鬲。

瓦鬲的分类

第二，描绘出它们各自的谱系图，并按照它们的发展史，分为三大期—（一）原始鬲（斝）A，约当仰韶期后与龙山期前，尚无可靠代表标本；（二）斝鬲A、B、C，约当龙山期至殷周之际；（三）鬲D，约当殷周之际至战国。

鬲的谱系

第三，推测出它们从发生到衰亡的全过程。鬲的起源大致在彩陶之后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间，消失在公元前5—前4世纪。整个过程大约相当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半段。

第四，产生了不同地区各有各的发展脉络，商周不同源的想法。

当时的史学界称中国古文化为“鼎鬲文化”，日本滨田耕作写过《鼎与鬲》，认为鼎的起源早于鬲。但鼎鬲源流不一样，鼎是由圜底器加三足，鬲是由三袋足结合而成的，鼎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器物，但差异很大。尤其是鬲，世界各地都没有见过类似器物，而在中国古文化中，它的存在又特别普遍而长久，是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与流变具有特别意义。斗鸡台瓦鬲的四种类型的划分及其演变告诉我们，商王朝时期，周人已在西部兴起，宝鸡地区的瓦鬲已显示出先周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自西北方向来的姬姓成分（CD型），一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BC过渡型）。周王朝时期，秦人已在陇西兴起，东进至宝鸡时带来了素面袋足鬲（A2型）、屈肢葬和铁器等文化因素，因此，从考古上证明，商、周、秦各有来源，在宝鸡地区存在过商文化与先周文化的立体交叉，也存在过周文化与先秦文化的交叉。1983年当《瓦鬲的研究》收入我的第一本文集时，我在“补序”中又谈到，经过四十多年新的工作与材料积累后，对这个课题的一些新认识。

第一，当时推测“原始鬲”的袋足应接近第一类型袋足的“缶”形器，现在看来，有的地方确有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后裔底部构成新型的袋足斝类器，而后再由它转化为鬲形器的例子。更多的材料则说明鬲的原始型就是斝形袋足器。但同样是从斝形器开始，经过袋足逐渐相互靠拢，再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鬲。而其发展过程却分为两路：一路成为有如第一类型呈锐角裆（或“隔”）的袋足鬲，一路成为有如第二类型呈高圆丘形裆部（或隔）的，曾称为“联裆”的鬲。前一路呈锐角裆的袋足鬲又经逐渐降低裆部，最后形成钝角裆的，曾称为“矮足”的第四类型鬲；后一路呈高圆丘形裆部的第二类型，即“联裆”鬲，也是经过逐渐降低裆高，直到最后转化为“折足”的第三类型鬲。前者似是曾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水系地带的人们（包括商人）所走过的道路,而后者则似是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居民（包括周人）曾走过的道路。我们或可更进一步推测：属于前者的最后阶段称之为第四类型与属于后者的最后阶段定型的第三类型的，两者的起点或转折点的年代估计大致相似，约当中国编年史的夏商之际。

第二，在北方，活动于燕山南北，后来成为燕国范围内鬲类的前期阶段，同商人的远祖似经历过相似道路，到夏商之际才分道扬镳。它的最后阶段，即在北京附近所见的晚到战国时期的“燕式鬲”。在南方，活动于江汉平原的人们（包括荆楚）走的则是不同于中原的道路，其鬲的形式始终没有脱离鬲的原型（斝）的基本结构，仅在外部形态上发生过类似中原的阶段性变化。在东方，主要活动于山东一带的黄河下游地区的人们，虽然使用多种袋足类器（鬶、盉、甗等），但真正使用的鬲类器，似非源于当地的老传统。

第三，鬲消失的公元前5—前4世纪，正是孔孟时代。我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说到鬲的消亡时，曾引用了古文献中两段与此有关的故事：

鲁有俭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铏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闻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馔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亲也。”（《说苑·反质》）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孟子）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滕文公上》）

前一故事，似说明孔子时代，至少在山东，瓦鬲还流行。后一故事则说明，孟子时代业已用釜。对这两段话和孔孟时代的区别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孔子欣然接受普通老百姓用瓦鬲装的“薄膳”，弟子以为有失身份，孔子却以此为荣，因为用的是鬲，不失礼，“如受太牢之馈”。孔子是很重视“钟鸣鼎食”的，他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但当时已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工商业发展起来了，从西周末到春秋初起，社会分工有了新的转折，侯马发现的铜带钩、铜镜、连续小单元图案的大铜器等，都是作为商品而大量生产的，生产的专业化、有重量单位的货币的出现与鬲向釜的演变是大致同步的。刀币、布币、圜钱三种铸币重量接近，都在12克左右，不同货币的流通，无大障碍。当时，“珠玉犬马”是大买卖，在晋南、齐鲁、邯郸以及周王室所在的洛阳都出现了商人，新的阶级起来了，他们过问政治，受人尊敬，地位很高。这种变革在孔子时代已出现，到孟子时代已很普遍，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礼义之邦”不成功，不得已只好回到鲁国讲学。孟子也周游列国，但讲的是帝王之道如何国富民强，到处受欢迎，孟子时代已产生了商鞅一类人物，提倡治理国家靠法制不能靠仁政。我们从考古方面看到的是，由鬲演变为釜在宝鸡地区有完整序列。总之，在孔孟之间的百多年间，对礼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这应该就是鬲消失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

运用考古学方法论，认识到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这是我们绕过中华大一统观念，考古寻根的一次重要尝试。在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考古学刚刚成为独立学科的创始阶段，从方法论角度看，当时的考古学有以正经补史为目的的中国传统金石学，有近代西方考古学因素，但在实践中摸索符合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论已经开始了。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作者：苏秉琦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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