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晚，乔治亚州众议员约翰·刘易斯逝世，享年80岁。

7月19日，人们为悼念约翰·刘易斯而摆放花束。新华社发（阿兰摄）

7月18日，白宫降半旗纪念。晚8点，推特上悼念刘易斯的推文已多达200万条。

7月18日，美国国会降半旗志哀。新华社发（沈霆摄）

谁是约翰·刘易斯？为什么美国人如此深切地缅怀他？

几乎可以说，约翰·刘易斯半生的历史，就是美国二十世纪民权运动的简史。

在南方：种族隔离的世纪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之后又陆续通过了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要求各州保障黑人的投票权等政治权力。在法律上，黑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美国南方，他们只是陷入了另一重困境，即所谓的“隔离但平等”。

美国内战后的近一个世纪时间里，南方各州相继实行了一系列“吉姆·克劳法”，针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

在几乎所有公共设施、交通工具、餐馆、旅馆、医院、剧场、车站等地方，全部以种族划界，白人和有色人种各用各的，互不侵犯。

吉姆·克劳是一个在美国流传甚广的代表黑人刻板印象的舞台角色。由美国喜剧演员托马斯·赖斯创作。赖斯的作品充满种族调侃和歧视。他的表演把黑人刻板地定性为“懒惰、愚蠢、缺乏人性、不值得去融合”，而吉姆·克劳的形像也一度成为黑人的歧视性代号

此外，南方各州还钻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空子，以必须支付人头税和通过文化考试为由，限制黑人的投票权利。对于本就处于经济和教育上的不平等地位的黑人来说，这些条件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门槛。而他们的选举权，事实上是在宪法的外衣下被“合法”剥夺了。

1940年2月21日，约翰·刘易斯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种族主义的美国南方。他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特洛伊市，父母都是乡下的佃农。

在他的回忆录《与风同行》中他写道，童年时候的他几乎从未与白人打交道。他从居住在北方的亲戚那里得知，北方已经对学校、公车以及商业进行了种族融合。11岁那年，一个叔叔带他去了纽约的布法罗旅行，看到南北方的差异后，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家乡的种族隔离政策。

在警局录指纹的帕克斯

1955年12月1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名裁缝女工罗莎·帕克斯，在下班后从法院广场搭乘公共汽车回家。由于中途有白人上车，司机强令黑人让出座位，而罗莎·帕克斯对此不予理睬，她说“我并不是累了，只是厌倦了屈服”。

根据该州法律，她被捕入狱。这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黑人的集体愤怒。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他们发起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在此后长达381天的时间里，坚持徒步行走，拒绝乘车。

蒙哥马利罢乘，既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起点，也是刘易斯投身到运动中去的起点。

就是在这一年，15岁的刘易斯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声音。两年后的17岁那年，他见到了罗莎·帕克斯本人。18岁时，他又第一次当面见到了马丁·路德·金。

好麻烦：“永远不要害怕惹上必要的麻烦”

刘易斯曾这样讲述自己童年的经历：在家乡，他“看到过标志，上面写着白人男性，有色男性，白人女性，有色女性，白人女孩，有色女孩。星期六去市区看电影，所有的黑人小孩都要上楼坐到剧院楼座，所有的白人小孩都要去一楼大厅。”当他问起父母和祖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回答，“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别挡道。别惹麻烦。”

但是，刘易斯并没有遵从长辈的忠告。

1960年，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浸信会神学院读书。他参加纳什维尔学生运动，并在种族隔离午餐柜台组织静坐运动。

1960年，刘易斯（右）和另一名学生站在一家餐馆的门内，抗议该餐馆拒绝为黑人服务

时任《纳什维尔田纳西报》记者的大卫·哈伯斯坦后来描述：“抗议活动进行中已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庄重，一个形象逐渐凸显——优雅、礼貌的年轻黑人们，心怀甘地的原则，寻求最基本的权利。但他们却被年轻的白人暴徒袭击，有时还用香烟烫他们的身体。”

那段时间，他第一次表达出为了促使改变，人们需要惹下“好的麻烦”的想法。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人生里，他还惹下了数不清的“麻烦”——参加非暴力民权运动，一次又一次抗议和静坐，一次又一次被捕入狱，经常遭到殴打……然而，某种勇气和信念，让他从未停止追求自由和权利的步伐。

2018年，年近八十的刘易斯依然在推特上写道：“我们不是只奋斗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而是要奋斗终生。永远，永远不要害怕制造噪音和惹上好的麻烦，必要的麻烦。”

上映于2020年7月的纪录片《约翰·刘易斯：好麻烦》

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1960年，不是只有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在午餐柜台上发起了静坐运动。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南方的78个城市里有7.5万名学生加入了静坐，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至少有125个城市的5万多人参与了静坐。

当年，这场席卷南方各州的静坐运动始于北卡罗莱纳州。

1960年，四名黑人大学生在该州格林斯博罗市的伍尔沃斯百货商店购物以后，希望能在午餐柜台获得服务。但是种族隔离柜台只为白人提供座椅，黑人只能站立。四名大学生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甚至被商店女侍要求离开。商店对于他们的解释不予理睬，因此四名大学生采取静坐的方式表示抗议。

格林斯博罗的静坐很快点燃了南部各州，其中就包括刘易斯所在的纳什维尔。

而在静坐运动的鼓舞下，学生们纷纷成立团体，发起反对南部社区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他们的静坐从午餐柜台扩大到公共图书馆、公园、公众游泳池等地。但是，白人对此的反应通常只是关闭这些设施。随着矛盾的激化，静坐最终却往往演变成打斗和暴乱。

由于参与运动和遭到逮捕的学生越来越多，成立一个能够协调所有学生团体活动、提供斗争经验的组织显得十分必要。1960年4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在北卡罗莱纳州诞生。

1963年，约翰·刘易斯凭借他的勇气、威望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凭借他对和解与非暴力哲学的坚持，当选SNCC的第三任主席，并任职到1966年。

自由乘客

1961年5月，包括7个白人和6个黑人在内的13名自由乘客，决心搭乘“灰狗”长途公共汽车从华盛顿特区一路坐到新奥尔良。也就是说，他们决心让不同种族的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并且还要一路深入美国南方腹地。

这13个人里，就有当时21岁的约翰·刘易斯。

火车站中设立“仅供白人使用”的候车室

为什么是公共汽车？这就说来话长。在当时的南方，大部分的种族隔离做法仍然被法律所允许，但对于公共交通系统，法律有所松动。

1944年，一名黑人女子艾琳·摩根乘坐“灰狗”公司的公车回家，中途上车的白人乘客要求她让座，但被她拒绝。公车司机竟直接将车开往了格洛斯特监狱。在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支持下，摩根将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否决了州际交通的种族隔离法。而在1960年的博因顿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亦裁定公共交通设施实行的种族隔离违反了州际商业法。

法院的裁决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却是另一回事。南方各州事实上依旧在顽固地实施种族隔离的措施。

在自由乘车运动中受伤的刘易斯与另一名自由乘客詹姆斯·茨沃格

但是，法律的松动毕竟为争取平权的斗争提供了空间。正是为了促使政府及公共交通系统执行上述裁定，约翰·刘易斯等人决定发起这场自由乘车运动。可想而知，他们在路上遭遇了各种暴行。有时候是被愤怒的白人暴徒殴打，有时候是被警察逮捕，甚至关进监狱。

刘易斯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被3k党暴徒殴打的情景：“公共汽车终点站似乎空无一人，但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是白人，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数以百计……他们携带了所有能想到的临时武器，包括棒球棒、木板、砖头、铁链、轮胎铁杆、水管，甚至园艺工具锄头和耙子。其中一组人让女性站在最前面，她们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们尖叫着：‘把这些黑鬼抓起来，把这些黑鬼抓起来！’现在他们转向了我们，三百多人的人海，叫喊着、尖叫着。男人挥舞着拳头和武器，女人挥舞着沉重的手袋，小孩子用指甲挠任何他们能抓到的人脸。”

此后，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们对是否应该继续自由乘车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运动是徒劳的，只会害死人。但是SNCC认为应当继续推进，因为如果就此停止，就是证明了 “暴力会压倒非暴力”。

刘易斯同样坚信应当把抗争继续下去，“我们决心不让任何暴力行为阻碍我们实现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回头。”

1961年，马丁·路德·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自由之旅将继续。约翰·刘易斯（头上有纱布）早些时候再蒙哥马利被3K党殴打

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SNCC展开第二阶段的自由乘车运动时，肯尼迪政府决定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介入。1961年5月20日，自由乘客在警察的全程护送下顺利抵达目的地。而此后，联邦司法部最终制定了具体条款，禁止在汽车、火车等交通设施实行种族隔离。这一法令在颁布后的两个月即开始实施。

“向华盛顿进军”

1963年是不凡的一年。这一年，约翰·刘易斯开始担任SNCC主席，而美国的民权运动也走向了转折。

“向华盛顿进军”

这年的8月28日，25万民众（其中四分之一为白人）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国家大草坪上，呼吁结束一切形式的歧视，让非裔美国人享有与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他们的口号是“为了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

这场游行由许多民权、劳工以及宗教团体共同组织，这些团体各有不同的目标及诉求。其中最为积极的是“六大”（Big Six）领导人和他们的团体，其中就包括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SCLC），以及以约翰·刘易斯为代表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

正是在这场大游行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演讲中的马丁·路德·金

作为“六大”之一的刘易斯，同样在这个讲台上发表了讲话。他当时只有23岁，在那一天，他是最年轻的一位演讲者，而直到他逝世前，他也是最后一位仍然在世的参加了华盛顿大游行的演讲者。

刘易斯是激烈且坚决的。在包括民权领袖们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普遍用“Negro”来称呼非裔美国人的时候，他坚持使用更为中性的“Black”一词。并且他还在演讲中说道，这场运动将“像谢尔曼（指威廉·特库赛·谢尔曼，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陆军上将）那样，游行穿过南方，穿过迪克西的心脏地带（阿拉巴马州的别称。迪克西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及该地区的人民，与指美国北部的洋基Yankee意义相对）。我们将奉行自己的焦土政策，以非暴力方式将《吉姆·克劳法案》烧为灰烬。”

演讲中的约翰·刘易斯

就在这场大游行后的第二年，即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它规定美国境内不得采取种族隔离，并规定对黑人、少数民族与妇女的歧视行为是非法的。

1964年民权法案的第一页

在经历了漫长的种族隔离后，这一非人道的措施终于得以终止。尽管法案在实际执行中依旧存在困难，但立法的进步，仍然被视作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密西西比自由之夏

在1964年，刘易斯带领SNCC开办了自由学校，后又发起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运动。

种族隔离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投票权。

密西西比州是原南方邦联之中种族歧视最严重也最顽固的一个州。历史学家史蒂文·吉隆在著作《改变美国的十天》中提到，1964年，在密西西比，只有2%的黑人登记为选民，他们没有独立的竞选办公室。此前一个世纪由林肯总统签署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在形式上保证了不同族裔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但它在密西西比不过是一纸空文。

刘易斯决心帮助这里的黑人们进行登记和投票，并在1965年塞尔玛投票权运动期间组织了一些帮助选民登记的工作。

1964年10月，SNCC组织了“自由日”，试图让居民登记投票。图为约翰·刘易斯被捕

在这一年的3月7日，星期日，刘易斯带领超过600名游行者横跨位于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的艾德蒙·佩特斯桥，要求获得被剥夺的投票权。

然而，在桥的尽头，他们遭到全副武装的阿拉巴马州和地方警察的袭击。在被要求解散后，他们站在原地，以静默和祈祷的方式表达抗议。但回答他们的是州警的催泪瓦斯、粗长的鞭子和缠着带刺铁丝的橡胶管。在这场运动中刘易斯因为一名州警的棍击而头骨破裂，留下终身的伤疤。

这一天在后来被称作“血腥星期天”。游行者遭到殴打的照片被曝光，画面被电视转播，而这些能够以视觉直观到的暴行，最终激怒了民众，震惊了整个国家。

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选举权游行中被州警殴打的游行者们。前方跪在地上的为约翰·刘易斯

八天后，时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将《选举权法》提交给国会联席会议，并于8月6日签署成为法律。这项法案废除了黑人在登记投票前必须接受的识字测试，并将种族隔离主义的投票登记员替换为联邦登记员，以确保黑人不再被剥夺选举权。

当南方的黑人拥有了参政的权力，种族歧视的问题终于有了得以全面改观的可能。约翰·刘易斯也是他自己抗争的受益者。黑人的投票权为包括刘易斯在内的黑人竞选公职打开了大门。他于1986年当选众议员，成为了美国自内战后的重建时期（1863-1877）以来佐治亚州第二位被选进国会的非裔美国人。

非暴力：“仇恨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

非暴力的抗争，是SNCC最初的信条。也是马丁·路德·金、约翰·刘易斯等人毕生坚持的信念。

对于刘易斯来说，在20岁出头时，他就已经接受了一种基于“救赎的苦难”原则而形成的非暴力抗议形式。他从一位研究过印度领导人圣雄甘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推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牧师詹姆斯·劳森那里学到这个词。

甘地

和马丁·路德·金一样，刘易斯以牧师出身。或许宗教帮助了他们泯灭仇恨，让爱与和解成为非暴力斗争中永恒的主题。

1969年，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吉恩·夏普对“非暴力”行动做出这样的定义：“非暴力行动是指非暴力组织成员使用从事或者拒绝从事某些事情所采用不包括物理暴力在内的诸如抗议、抵制和干涉这些方法。”

然而，随着1965年黑人民权运动家马尔科姆·X、1968年马丁·路德·金的遇刺身亡，再加上刘易斯卸任后，继任的SNCC领导人因为黑人在参与政治的尝试中屡次失败而质疑非暴力运动的力量，并由“黑人权利”转向“黑人权力”，开始寻求“依靠暴力和鲜血而获取权力”，民权运动面临着歧路。

此后的几十年，黑人运动几乎充斥着骚乱。运动的主要形式变成了焚烧汽车、打砸商店、暴力对抗……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的约翰·刘易斯，尽管受到人们的爱戴，成为“民权偶像”，却已然显得“非主流”。

在担任众议员的时期，他仍然采用静坐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反对或诉求。

在回忆录里，刘易斯说：“痛苦的本质中有一种解放、净化和救赎的东西……它让我们和周围的人看到了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一种正确和道德的力量，一种正义真理的力量，它是人类良知的基础。”

在一则采访里，他曾讲到在自由乘车运动过去近五十年后的2009年2月，当年殴打自由乘客的3k党人中的一名成员，带着他40岁的儿子来到刘易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并对他说，“刘易斯先生，我是打了你和你邻座的那群人之一，你会原谅我吗，我想要道歉。”刘易斯接受了他的道歉，他们拥抱，并流下泪水。

刘易斯重复着马丁·路德·金的话语：“仇恨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

在黑人运动日渐陷入无休止怪圈的今日，这些曾经的民权领袖的信念，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2009年，在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刘易斯感到“恍若隔世”。据CNN报道，他当时说：“当我们组织选民登记活动、发起自由乘车运动、坐在椅子上、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被捕、坐牢、挨打时，我从未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一个非裔美国人会当选美国总统。”

而两年后，刘易斯获得了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并由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授予。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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