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渔阳里六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的起点》是“红色起点”系列丛书中最新出版的一种，本书以纪实文学形式真实再现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长历程，从不同角度书写了新渔阳里六号里的一个个红色故事。

人类发明了语言，想必有两大功能，一是为了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另一是为了对某种人或事留下记忆。而在人的各种记忆中，那种带有地标性的历史或建筑往往让人终生难忘。我从小就喜欢历史，除了从书本上了解，再者就从民间故事、评书、戏曲中获得。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对所有的历史和事件都感兴趣。譬如，有人喜欢读秦汉时期的历史，也有人专注明清历史，更有人则痴迷于民国时期的历史。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是最为波澜壮阔的。在各种党史的记录中，具有地标性的地方数不胜数。像浙江嘉兴南湖，江西瑞金、井冈山，贵州遵义、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等，已经成为最耀眼的红色圣地。然而，在大量的党史资料中，很少涉及共青团史，即使写，往往也是一笔带过。我于1986年到1992年间，在北京郊区的农场曾担任过六年的团委书记。尽管那时我订阅了《中国青年》《农村青年》《青年工作研究》三本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但从中几乎很少读到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的文章。我也曾参加过团市委、团区委组织的团干部培训，在各种的学习中，也没有听过有关共青团历史的讲座。多年以后，当我离开共青团工作岗位，看到无数的党史军事资料后，我才猛然想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近乎没人详细地写出过？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既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好在现代社会的人，被各种信息缠绕的机会太多，暂时或者彻底放下对某段历史的研究与期待似乎也影响不到个人什么，但对于在内心里有着共青团情结的人终究是个无法回避的心病。半个月前，上海女作家陈晨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她有一本小书即将出版。我问，还是散文集吗？陈晨说，不，是一本纪实文学，关于共青团历史的。我听后一怔，陈晨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这几年大量写散文，即使给公安系统写应景之作，也跟共青团不搭边呀！关键是，这几年来她一直往来于京沪之间，哪来的精力去写纪实性作品呢？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期待中，半月后我收到了长篇纪实文学《新渔阳里六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在书的封面，明确打出“红色起点”书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这样的书，在当下的阅读人群中，或许不是被人们那么青睐，她既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钞票可赚，按通俗的说法，这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书”。可是，直觉告诉我，这本书有可能大卖。其重点在于，在精神价值或者说核心价值出现迷茫的时代，人们太需要知道二十世纪初的那批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怎样形成的。而要了解那段历史，就要打开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一点点去梳理去思考去厘清。

这本《新渔阳里六号》并不厚，只有10万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成立之初的简史。但就这10万字，不知陈晨要看多少资料，要访多少人，要经过多少权威专家的认证。纪实文学，强调的就是真实性。尤其涉及到党史军史就更要真实。也就是说，这部抒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早期发展史，具有文献性的作品，它必须在保证绝对真实，也就是所谓的确定下，才可以运用文学的笔法将其呈现和表达。本书分上中下三部分，第一部分《朝向渔阳里的集结》，第二部分《渔阳里的红色弧光》，第三部分《朝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出发》。这三部分，都以红色地标新渔阳里为原点，通过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第一代党团代表人物的出场，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叙述得清清楚楚，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新渔阳里六号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与其相距百米的老渔阳里二号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居住地，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6月在这里成立，并以此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触角在上海乃至全国不断延展。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新渔阳里六号成立。成员有俞秀松、陈望道等八人。其中，陈望道就是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到中国的第一人。今天，当我在写这篇评论的时候，正逢端午节，家家都在吃粽子。而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来到浙江义乌老家，不知道是不是在端午前后，母亲看见儿子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日渐消瘦，十分心疼，特地弄来糯米，给他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当地生产红糖，老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特别提醒儿子要蘸糖吃。谁能想到，日后改变中国命运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来到世界的。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一大批精英人士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勇气和担当，纷纷在各地成立党团组织。继上海首先成立共青团之后，在广东、湖南、湖北，以至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相继成立共青团组织。这些团组织的创始人，日后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之日，他们就承担起先锋队的作用，他们的青年之字典上，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其本身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我注意到，陈晨在写共青团早期历史上，她采用的不是以时间的发展为导引，也不以事件为依托，而是以人物的发展为线索，特别注重细节的发现与运用。同时，她将不同的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因此使得人物众多而丰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右三为俞秀松

在本书中，陈晨用笔最多的就是对俞秀松的记述与描写。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发起者、领导者、卓越的组织者，俞秀松是无法回避的主要人物。俞秀松的缩影，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从小立志，叛离家庭，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洪流中。当然，这些革命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是在不断摸索，在一次次失败斗争中才意识到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旗帜，才可以拯救衰败的中国。正如俞秀松在北上去北京工读互助团时，因没有路费，不得不硬着头皮向父亲要钱。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在给父亲的信中，直接称呼父亲“韵琴同志”，这个在纲常伦理十分讲究的中国乡村显然是大逆不道的。更有意思的是，父亲俞韵琴在收到儿子的求助信，反复看了“韵琴同志”后，幽默地回信道:“知你要钱很急，特奉寄你大洋一块，我友好的提醒你，你称我同志，那么你给四万万同胞都写封信去，请他们每一个同志都给你一块钱，足够你走遍天涯海角，岂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落款则忍俊不禁地署上“同胞韵琴上。”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大逆不道”的青年，日后却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职业的革命家，把最后一滴血献给中国革命的烈士。

我不是专业的文艺评论家，以前看一本散文集、小说集我只需大半天时间，而这本《新渔阳里六号》我竟然看了一周多，常常看着看着就让我放下，不得不让我对那个时代那些人物进行深刻的思考。我常扪心自问，在我们青春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清楚地记得，在1987年我当团委书记时，有个乡亲找到我，说他儿子马上当兵，可连个团员都不是，他让我想想办法，能不能特事特办。我问，你儿子个人有这个愿望吗？他说，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我一听笑了，说你儿子既然有了，那就让他写个申请，交到他所在工厂的团支部。多年以后，那个小伙子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了副乡长，每次见到我，他都亲切地叫我一声老书记。说实话，我已经多年没有听人叫我书记或老书记了。尽管有人反对称呼官名，可我听起来，还是觉得亲切顺耳。因为，我们毕竟一起走过了一段青春的岁月啊！

2020年6月26日西坝河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20年7月1日第6版   作者：红孩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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