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没有领到太多的长俸和福利，后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辛苦。虽然贫困，但他家的桌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厕所地板亮得反光。每次到他家吃饭，我都震慑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东腔，以及他那威严的仪容。而他的孩子，我这位同学，尽管一身旧衣早就洗得发白，却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最近偶尔忆起童年往事，念及他家那极尽简朴的陈设，窗明几净，堂堂正正，我才赫然想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清贫”。

清贫，也就是贫而不贱，且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这种人穷则穷矣，然尊严所在，绝不容人轻视贬抑半分，不食嗟来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任何人见他，都还得敬他三分。幼年在台，成年在港，我都曾见过不少这种清贫寒士，或者是朝气勃勃的菜园老农，或者是精神抖擞的焊铁工人。他们面目明朗，好像自己正在干一件天下间顶重要的事似的。

上个月我与陈丹青先生参加一场活动。活动快开始了，门外还站着一大堆人。陈丹青问场地经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者说是为了安全，不能让人人入场。进得会堂，我们发现空间其实多的是，于是陈先生出去交涉，要求放人进来，我则请前排观众一起挪椅子，好腾出位置让其它人有地方站。

正当大家开始动手搬座椅之际，现场的保安人员突然用手按住站起来的观众，同时大喝：“干什么！统统不许动，回去！回去！”态度相当粗悍。不论我如何解释，他们亦充耳不闻，场面开始变得有点混乱。然后管理人员闻声而至，看看里头究竟在闹什么。动气的我告诉经理：“你的保安骂人呀！”于是她对着一位保安随手一指：“你！撤！”这时，一位冷静的观众适时指出我的错误：“他并没有骂人。”

没错，那位保安的确没开口骂人，他只不过是气势有点凶、语气有点暴罢了。说他骂人，只是我自己实在看不惯。然而，我又怎么会看不惯呢？全国各地，这类保安人员的粗野言行我早就碰到过不知多少回了。他们似乎只有两种态度，不是对着贵客恭敬行礼，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声色俱厉，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

又有人提醒我，城里这些保安多半是农村来的民工。我也晓得，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每次遇到问题，他们只能依照上级指示维护“安全”，不敢自己做主变通。因为他们从来不被赋予这种权力，他们的工作就是听话。每次执行任务，他们的方法往往就是高声斥喝越出界限的人群，甚至动手拉扯不守规矩的家伙。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其它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因为或许他们自己平常就是被人这样子对待的（我想起了那一声“你！撤！”）。

几天之后，我在一家餐馆晚饭，去洗手间的时候路过一间房门半开的包间，里头传来阵阵怒吼。我本能地走慢几步，看见房里一位喝红了脸的人正在痛骂一个低着头的服务生，他叫道：“我这身衣服你赔得起吗？你老板还得叫我大爷呢！你这XX混蛋！”我马上就想起那天那一位尽忠职守的保安，不是因为他当时的态度很接近眼前这位“大爷”，而是他的样子很像这个吓得缩起了身子的服务员。

两年前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叫做《穷人的尊严与不羞辱》。他认为贫富差距的恶化，使得很多弱者根本连饭碗都很难保得住，更不用说要保住自己的尊严了。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够维护他们吗？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时代，城市主流如此，甚至连公权力也是如此。在车站广场前驱赶民工的公安可曾显示过尊重？在街道上追打小贩的城管可曾表露过善意？建立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种阶级分野，而且这种分野还不只是权力与财富的区别，更是尊严分配的区别；穷人与弱者的尊严，就和他们的财产一样稀缺。

然后，无情的市场竞争就进来了，情况只有变得更坏。

有意思的是，尊敬一定是双向的：“以敬待人不能单靠命令就会自动出现，它还是种互相承认。互相承认则需要协商的存在，它涉及个体人格与社会结构的庞杂性”。用大白话讲，这就是面子。当那位“大爷”觉得服务生不给自己面子、因而当众羞辱他的时候，他也许不知道这种粗暴本身就是很丢脸的行为。弱者饱遭欺凌，并不表示欺人的强者就因此得到尊严；恰恰相反，尊严与面子是人际的舞蹈，任何一个剥夺他人尊严的人，都不可能是个体面的君子。

难怪这个社会不只再也看不见“清贫”，而且连“富贵”也都几近消亡。富贵也者，既富且贵；今日中国有多少富人身上是带着贵气的呢？所以我愿意为孙立平的观点添上一笔（注：除了穷人与弱者，现在的富豪和强者其实也不见得很有尊严）。

文：梁文道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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