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白圭为“天下治生之祖”的主要依据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原文，“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汉书》也有这等言论记载，但比之《史记》，《汉书》是后来者，汉书参考抄录史记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后世素有白圭为“ 天下治生祖”及“商祖”、“商圣”之美称的由来最早依据主要是源于《史记》有关的记载。

这么富于传奇的、完美的人物形象，理论上说应该有其众多的历史内容记载的，可实际上，《史记》有关白圭的记载很简短，短的不过只有二百六十多字。或许就是因为关于白圭的具体事迹记载的不详，很模糊，所以才被后世不断的经过想象的艺术化的塑造，塑造成了“商祖”的形象。然而，仅从史记关于白圭的二百六十多个字的记载看，也是矛盾重重的。很不可信。白圭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接下来我们根据史记及别的相关资料来分析分析吧。

三星堆出土的白色玉圭

战国中期玉圭

商代玉圭

首先，亮明我的观点：我认为白圭不是具体指的哪一位人，而是以人物形象特点而特指的一类人，“白圭”二字，主要在圭，圭是指，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上圆下方。白圭按字面意思就是指白色玉做的圭，而能配备白色圭行礼的是指周朝时的贵族阶层。史记中所记载的白圭的形象，大有可能不是一个具体人的人名，而是指身上配置有白圭的一类人的综合后了的形象。

当然，这种以身份形象特点遂顺便称为白圭的人在周朝及春秋战国时代有很多，西汉时的司马迁搜集各种资料、传闻并未能居停考证为哪一个人，误以为白圭就是一个具体的人来记载而已了。这是史记中常犯的一个错。我在以前的多篇文章都专门写到过，比如同是《货殖列传》中记载的范蠡，（商圣范蠡其实不圣，拼凑多人杜撰而成）就是一个拼凑多人事迹而到一个想象的人物身上的子虚乌有的人物，按史记中的记载范蠡事迹跨越春秋战国几百年，而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可能活几百岁的。比如有关吴起、张仲景等的记载也都是如此，客观的时间都对不上号。

而有关白圭的记载也是如此的，虽然司马迁只写了不到三百字，看似没毛病，很精炼，但仔细看的话，问题大着呢。首先也就在于，白圭作为魏文侯时期的人物，怎么又能知道“商鞅行法”之事呢？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货殖列传》

商鞅的事迹明显晚于魏文侯时期，商鞅是战国末期，秦孝公时期的人，而魏文侯是战国初期，是魏国的开创者，二者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魏文侯去世后商鞅才出生。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时期的人物，魏文侯约公元前472年至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时，商鞅还没出生呢，而魏文侯时期的白圭已经“乐观时变”，说明白圭已是一个善于经营生意的人了，而此时商鞅根本就没出世呢，这与下文说到，白圭经商效法“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之说就自相矛盾。

“吾（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货殖列传》

当然，这话也可能是白圭老年时所说，白圭活的年龄比较大，至少活的有100岁以上，跨越了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个朝代。就算白圭在商鞅变法之后还健在世，而“乐观时变”说的是年轻时的白圭。有这种可能。

但是，从同时期另外有关白圭的资料看，白圭又非是指具体一个人。比如，《诗经·大雅·抑》就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里白圭分明就是指白色的玉圭而已。《诗经》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

另外，《周礼·春官·典瑞》中有“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从这里可以看出，圭在周朝时是天子和诸侯在行典礼时手执的玉器，是身份的象征，是等级制度的标配的身份之物。在周朝宗法礼制规定的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天子有天子标配的日用品，诸侯有诸侯作为身份专用的标配的衣食住行的礼节，士大夫有士大夫的身份标配之物，所谓，天子九鼎、诸侯六鼎、士大夫三鼎，连吃饭都是规定的标配身份的器物、音乐、出行、服饰皆是如此，又不符合身份象征的衣食住行的行为活动，那是乱礼败坏宗法，是违背天意的，不但遭道德谴责还可能受刑罚处罚。比如，后来的封建王朝社会也是延续了这种宗法礼制，平民要是穿刺绣的龙袍，配皇家所配的玉饰，那是要杀头的；周朝时，士大夫要是佩戴象征诸侯身份的玉饰，那是僭越，是无礼，违反礼制。

我们从周礼记载的也可看出，圭首先是周朝时贵族阶层才有资格佩戴的典礼的器物，白圭当然也是周朝时贵族阶层身份地位标配的器物。而现在有个人，名字叫白圭，且是商人出身，这是违反当时森严的礼制的要求的否。说不太通。

古代有，士农工商，一说，商人是不在贵族之内的，士族算是贵族的最低一等级。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等级森严的礼制可能约束力已不是很严重。也有可能是确实有一位叫白圭的商人，经营商业特别拿手在行。不过可能性寥寥无几。

关于这点，从《战国策》有关白圭的事迹看，白圭又完全是一个具有学识的高人，有身份地位的贵族，而又不仅仅是一位商人了。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战国策. 先识览.先识》

白圭能受到中山国国王、齐国国王的礼节的接待且有意要把他留下来做官的情况看，白圭是一位有学识的贤人，《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白圭有才能也是可以肯定的，从他说的“五尽”理论看，大有是一位世外高人的形象。而这里并没有说到白圭经营商业的活动，可见这里记载的这个白圭未必是一位商人，又，“乘舆而去”，说白圭出行是乘舆，这说明白圭是贵族阶层。

另外，还有一说，说水利专家白圭和贸易致富的白圭是两人，贸易致富的白圭就是指天下治生之祖的白圭。而这里说的水利专家白圭，是出在《孟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这里的白圭又名白丹，是一位治水的能手，自诩说自己治水的能耐比大禹还高，孟子听不惯他这大话，就讲到了，“四海为壑”，“邻国为壑”的道理反驳他。至于二人谁说的更高一筹，此不论。但说，孟子与梁（魏）惠王同时期的人比之魏文侯都相差一百来年了。上文已经说到，就算白圭跨越了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活的有一百多岁，那么，到魏惠王时已是老年还能吹自己治水高人一筹，不太可信。如此，说是有两个白圭，一个是搞商业的一个是做过魏惠王的宰相治理过黄河，当然说的通。但这结合《战国策》里记载的另一位高人贤士形象的白圭，就更说明，白圭不可能是一个人物，而是好几个人物或泛指的一类人的代称可能性更大。

至此综合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说，白圭就算是一位具体的商人，也是依靠贵族阶层的身份背景而做起来的商业。而不是白圭做生意、做商业成功了所以成了富贵阶层的人物。

整体上，以我的观点看，我觉得，白圭十分可能就不是一位具体人的人名，而是以身上配有白圭的一类这么身份特点人物的泛称，在周朝，不是礼崩乐坏，旧贵族破产的话，贵族阶层是看不上做什么生意、商业的，因为周朝井田制度下的奴隶按当时的宗法礼制规定本身就是属于奴隶主贵族的财产，周朝贵族阶层的财富是分封的继承的。井田制下的大部分土地是归公的，这里的公，主要是指奴隶主们，土地是不能买卖的。

而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大量的旧贵族旧奴隶主阶级的破产，身上配有白圭的贵族人物经营商业之风气也就产生了，此时身上配有白圭的人很多，或许有些身上配有白圭的贵族，做生意很是风生水起，遂有了白圭是做生意发家致富的一个形象。这种形象在民间不断流传，渐渐就把本来模糊的身份特点称谓的一类人搞成了一个颇传奇的一个人的人名。然后到了西汉司马迁记史记时把关于很多个被称为白圭的人的各种事迹活动、说法，都归之于是一个人的活动，如此白圭就成了一位完美的化身，成了商祖、天下治生之祖的神话人物。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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