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实生活，功利主义总是可以带来最简单、直接的物质享受；但理想主义永远不会消亡，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总是不惧世俗的嘲笑，用他们青春的反叛、少年的纯真、满腔热忱的正直与勇气，去践行红尘俗世间的理想与诗意。

电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那些于残酷现实之中泯灭掉的美好理想与良善品质，总是会在电影中再现。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怪诞喜剧”《迪兹先生进城》正是讲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影片获得了第9届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

弗兰克·卡普拉，作为经典好莱坞时期，最负盛名的导演之一，曾3次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尽管在后世的评价中，并没有太多人将其视作“作者型导演”，但其作品体系有着统一的主题（理想主义者创造的奇迹）、一脉相承的价值观与思想诉求（忠诚理想责任）、完整自洽的风格（注重喜剧的“怪诞性”与“社会性”）。

如果说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成为“神经喜剧”的里程碑，凭借的是凭借的是机智幽默与诙谐讽喻，兼顾两性爱情的曼妙与社会学上的反思批判；那么电影《迪兹先生进城》更像是性别置换版的《一夜风流》（报社记者的性别设置成女性），是卡普拉随后的佳作《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的一次成功预演。

一般来说，狭义上的“怪诞喜剧”多指具有明显的“性别反抗”主题的爱情喜剧，以女主人公荒诞不经、荒谬无稽的行为对抗传统性别权力结构、话语表达的不公正与不对等，诸如凯瑟琳·赫本的《费城故事》“女性主义”诉求就占据了电影的主导性；卡普拉的喜剧比之两性间的传统秩序反叛，重点更聚焦在社会反思与现实控诉，讽刺性与批判性更为强烈。

尽管如此，影片《迪兹先生进城》通常还是被视作一个大的“怪诞喜剧”范畴之内，它符合惯有标准：主角的怪异性格、乖张的言行举止；阶级刻板印象与偏见的颠覆；从富人到底层——浮世绘版的社会众生相；台词的智慧、幽默、富有一语双关的引申义与讽刺性，辅以丰富的表演动作与即兴反应。

电影《迪兹先生进城》具有同期商业片所具备的通俗性与戏剧性。例如，迪兹通过继承遗产“一夜暴富”后成为“麻雀变凤凰”的男版灰姑娘；纸媒捕风捉影、歪曲现实，对其离经叛道的行为大肆渲染；心怀鬼胎的女记者图谋不轨接近迪兹却最终被正直感化；资本家与死者亲属为了瓜分遗产与其“兵戎相见”。

城乡、阶层、两性的对立冲突：对比落差下的怪诞效果

在电影在开始部分，卡普拉便强调曼德克福尔斯小镇与纽约城的空间差异。城市化程度不仅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凸显，其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环境给人价值观所带来的差异，更是形成对比鲜明的反差与冲突，成为影片喜剧效果的内在社会因素。

迪兹生活在小镇，他的一言一行与行为习惯，都是传统田园文明的价值观的体现。他的日常生活无外乎吹低音喇叭、写诗、从事义务劳动，小镇居民的生活处于城市文明的末端，但较好地保持了诚恳、良善、仁厚、忠义的品质。面对突然死亡的亲戚，两千万的遗产仿若天降横财，但这并未给迪兹的内心带来更多触动，反而让身边的亲友、资本家、纸媒蠢蠢欲动。

这种看似简单直接的对比，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电影拍摄的30世纪，正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的城市失业者饥寒交迫、乡村耕种者流离失所，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不同人在萧条的大环境与整体恐慌焦虑的心理状态之下，有着更密切的接触。

一方面，城市是金钱与机会的载体，它给予生存机会与阶级跃迁的可能，却随之带来了不安与焦虑；影片中，迪兹在获得了巨额遗产之后，变成了周围各色人物谄媚、奉承的对象。这是消费主义在城市深入人心的一种体现，将金钱利益视作最高追求，为此不惜一切偷奸耍滑无所不用其极；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为此不惜用尽手段蚕食倾轧他人。

另一方面，乡村虽然是落后且闭塞的，却凝聚着传统价值观，是回归自然主义的精神港湾。迪兹的幽默风趣、内在的慈悲与怜悯之心、践行的人道主义精神，却被城市的投机者与食利者视作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疯癫者、被大肆嘲讽与讥笑。

从更深的社会批判性来看，这种城乡价值观的冲突与阶层间的差异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饥民代表的乡村、小镇自食其力以劳动力谋生的劳工阶层，资本家、律师象征的是城市富人等上流社会巨头。“天降横财”的戏剧化情节，赋予了迪兹阶级跃迁的可能性，但随着迪兹将遗产分配予底层穷苦之人，他自动回归乡村文明。

影片在两性间冲突对抗的刻画上，不如随后的《费城故事》、《战地新娘》等更为细致深入，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始终与其身份象征的城乡关系、阶层差异紧密相连。

影片中爱情的男女双方由对立利用走向相知理解，也通过相似的处境创造情感共鸣，在城市中刚站稳脚跟的女记者，实则是来自小镇的姑娘，她内心深处仍将父亲的教诲放在心上，没有脱离淳朴、忠恳的本性，当她发现食利者的贪婪冷漠、面目可憎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支持迪兹。

回归自然、乡村小镇田园诗式的纯真美好，消释着城市因消费主义与利益之上而来带的信任危机、人性扭曲与贪婪心理对人的吞噬。这种想象性的调和手段与理想主义的结局，无疑是弗兰克·卡普拉的一种理想化解决方式。与当时好莱坞主流价值是一致的——反抗资本垄断、呼唤田园世界的勤勉、忠信、互助、友爱。

而影片《迪兹先生进城》长期以来也被翻译做“富贵浮云”。显而易见是出自于《论语》中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西方电影文化中的这种朴素愿望，同东方古典文化有着极其共通之处。

“怪诞”与“癫狂”的本质：在继承与反叛中成长

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里·库柏形神兼备的精彩演绎。从《约克军曹》到《正午》两度获得奥斯卡影帝，无论是“西部片”抑或是“怪诞喜剧”，加里·库柏的表演不着痕迹的同时，又能自内而外地把握住角色的性格精髓。

就《迪兹先生进城》而言，迪兹的智慧、灵巧、机敏完全寓于看似愚钝、呆滞的外表之下，看似逆来顺受、缺乏决断力，却在结尾庭审三言两语胜过巧舌如簧的律师，大智若愚的底色诠释出十足的反转冲击力。

迪兹的幽默风趣、洒脱豁达、随和浪漫、慷慨解囊，被认为是一种不合乎正常行为准则的疯癫行为，律师为代表的资本家们想尽办法论证其精神状态是非正常的、其行为是错乱的，并将其送入法庭。

庭审戏尽管只占据了影片结尾处的较小比重，尚且不能与《控方证人》、《纽伦堡的审判》等经典法庭片相比。但庭审戏作为影片高潮，它不仅是迪兹的自我辩护，甚至对好莱坞三四十年代流行的“神经喜剧”主人公怪诞行为的本质的精辟诠释。

当来自小镇的老太太表明小镇人全是精神癫狂之时，癫狂与正常的界限被打破，这印证着“怪诞喜剧”中“怪诞”本质。

“怪诞喜剧”的主人公看似癫狂乖张、有悖传统，但他们比循规蹈矩的所谓“正常人”的保守者更富有人情味、更具备仁爱与正义的美好品质；他们反叛的是世俗偏见、陈规陋习，反抗的是传统枷锁桎梏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对抗的是现代社会的贪婪功利心理对灵魂的吞噬；而古典精神中的良善、纯真、热忱、忠信，正是他们内在沿承的。

由此可见，《迪兹先生进城》虽然没将重心放置于两性间的冲突对抗，却同样是思考“怪诞喜剧”这一文化现象与其诞生时代背景关系的优秀范本。

文：宿夜花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