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号码，它是什么？年长的北京人都还记得，这是打长途电话的长途台，而年轻一代则对它完全陌生。因为现在使用手机或固定电话，无论国内、国际想要哪里直接拨打对方的电话号码随时就可接通，所以，年轻的朋友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打长途电话还需要长途台的话务员来接通！其实，远的不说，20多年前的北京就是这样。那么，113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电话还不普及的年代，市话用户要挂发长途电话，先要拨打113长途挂号台进行登记挂号，然后等待长途台接通对方后才能通话。如果家里没有电话，需要打长途电话，就要跑到电报大楼或长话大楼营业厅去办理。一般来讲，用户挂了长途电话后就哪儿都不敢去了，只能耐着性子等待，因为，电话到底什么时候能接通是个没准儿的事。快的十几分钟就接通了，慢的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也不一定能接通。

当年的长途台在社会上是一个让不少年轻人向往的地方，话务员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坐在长话大楼宽敞明亮的机房，冬暖夏凉，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是一份既体面又轻松，还带有几分神秘的工作。其实，话务员的工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长途台是全天候通信单位，话务员每天轮流值班，耳机一戴就是几个小时，要全神贯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脑、眼、耳、手、口并用，单手记录，交叉操作，经常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话务员在台上工作繁忙，台下还要苦练基本功。主要是背百家姓、背电话号码、背服务用语，熟记地名和路由，练习操作法等。不少话务员能即问即答、背出几千个电话号码。她们深知，老百姓家有急事才打长途电话，不容易，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尽快接通每一个电话。遇到电路不空时，就想办法绕转电路接通；遇到受话人电话没人接，就请对方话务员多要几次；受话人不在，只要电话能追踪到就不放弃；实在接不通的，受发话人委托，话务员经常代传、代讲电话；遇到火车站接人的电话，火车快到站还没接通的，有的话务员下班后就赶到火车站去代替用户接人并送到用户家里。

像这样感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更感人的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平陆事件。

1960年2月2日晚上6点左右，山西平陆县丰南公路张沟段有61名民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医务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抢救。喝绿豆汤、甘草水解毒，均无效！这是因为民工中的是砒霜的砷毒，也是剧毒。必须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才能治愈。而这种药又必须在2月4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否则就有死亡的危险。但在平陆县这样的小地方，没有这种药。而此时形势十分危急，要想救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药。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行动开始了。平陆县县委连夜向中央卫生部、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中央利用电话进行统一调度，各部门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在这次千里救援的突发事件中，长途电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113长途电话台在整个调集药品、抢救中毒人员的行动中，成为调度枢纽，长途电话成为连接北京与平陆的生命线。经过各方努力，终于在事发第二天深夜，一箱来自北京的二巯基丙醇救命药品，通过空投送达平陆县。当地61名中毒民工全部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后，《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及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还上了中学语文课本，文中多次提到电话的重要作用。在当时，平路事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北京电影制片厂以此为素材，摄制了故事影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我们看到，在出版的影片光盘封面上，就用了三个手持电话的人物头像特写。

当时，如果没有长途电话，没有北京113长途台，中央就无法在第一时间得知中毒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长途电话，调集药品及交通工具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长途电话，救命药品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送达。北京113长途台是此次救援行动的幕后英雄。

北京113长途台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青年集体。自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涌现出李佩琳、郭维瑾、李瑛、赵香英、杨嘉秋、刘希琴等不同年代的劳动模范，她们先后获得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杜福玲、何玉玲、温玲燕等新一代话务员获得优秀共青团员标兵称号。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113长途台的鼎盛时期，话务员最多时达到700多人。90年代后，随着通信技术迅猛发展，全国各地长途直拨电话大量开通，人工长途话务量急剧下降，至2003年，北京人工长途电路全部关闭，113长途台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北京使用了近百年的人工长途电话方式宣告结束。

昔日彻夜通明的北京长话大楼三层113长途台，如今已是人去楼空。对于话务员们来说，曾经的青春岁月，是在这一平方米的机台

前度过的，这里，留下了她们难忘的青春记忆。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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