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曾经盛赞大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蕴含着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1800年左右野生人参出现减产，清廷不仅拒绝尝试人工种植人参这一园艺革命，反而烧毁种植秧参的农田。

其实，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并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它关乎“大清”的兴亡和命运。

一、人参：明朝的颠覆与满清的壮大

东北地区在被大规模开发前并非一块沉睡的“黑土地”。当地在清末迅速农业化之前，长久保留着的渔猎活动本身就有着深远的意义和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人参、东珠、裘皮这些高附加值的物产早已嵌入早期全球化的商业浪潮。

中国的市场需求所催生出来的不是对当地的殖民开发，反而孕育出了动荡和不可控制的敌对势力。努尔哈赤崛起时就得益于人参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据狄宇宙估计，仅人参贸易一项，可能就让从日本和新大陆进口的白银总量的1/4流入满洲地区和刚建立的清朝。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朝其实重蹈了辽朝的覆辙：对边疆女真地区物产的需求，在客观上改变了当地本来原始、分散的社会组织形态，促成了新势力的迅速崛起。

满清最初的壮大，是由于掌控关键节点的中间者最终“下克上”颠覆了中心。正如《棉的全球史》一书指出的，近代欧洲创设的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但在传统的亚洲各国，却是一个通过中间商网络进行贸易的“离心体系”，生产和需求的中心并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

明朝与后金对峙图

清廷之所以竭力要将人参、东珠纳入内廷管理之下，说到底是因为这关乎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对清廷而言，进贡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效顺的象征，而这些物品本身也不只是商品，它还有着特定的文化象征意味。

二、东北：一片不受污染的“净土”

东北的“自然秩序”本身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清帝通过一系列政治管控措施刻意造成的。因为这里被视为特意为清朝皇室保留的禁脔，长久以来甚至严禁向关外移民，直至清末迫于日俄压境的严酷形势，才转向“移民实边”的政策。

清朝话语中“净土”，与“自然”或“荒野”不是一回事，它将“野蛮”推崇为不受污染的道德力量。而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联。道家认为，上古初民混沌自然的“大朴”状态才是根本，而礼乐名教都是衰世产物。阎步克在《魏晋南北朝的质文论》一文中指出，在北魏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武”是与“质”联系在一起的，帝王在倡导“文治”的同时也须维持刚劲之“武功”，正因此，重事功、重法制的实用主义精神，构成了关陇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

“满洲之道”被视为朴素、纯真和天然的，是帝国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清廷本身就反映了两种满人形象：一种突出“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本真性，另一种则强调与外界的联系及其适应性、活力和可变性；前者大抵是留在东北老家的那些人（此前所谓的“生女真”），而后者则是更“文明”的（“熟女真”），最终更容易汉化的那些“八旗子弟”。清帝本身就出自满族这一少数群体，直至清末慈禧当政之前，朝廷一贯的政策都是严格维持满汉之别。

清帝对“满洲之道”和“净土”的捍卫，与其说是某种族群政治使然，不如说是出于统治的前车之鉴。“净土”在此乍看是一个不受人类触动的自然秩序，其实则是一种道德、政治的话语，象征着一个未被玷污的秩序，是不受腐蚀的力量本源，因此淳朴的满人或土著游牧渔猎者也是这“净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表面上看，这种对东北物产的管理更多体现的是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特殊利益，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国家行为。人参的专营专卖，都是内廷的机构在管理，其利润是落入皇帝的私囊而非国库，并且向来是清代皇室内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而清帝之所以三令五申要将东北保留为“净土”，同样是出于自身统治的考虑。

三、秩序：比挣钱更重要的事

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清廷的做法既不费解，甚至也不算特殊。固然，历代清帝都严格封禁东北边疆，保护这一“净土”，维护“满洲之道”，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多元性”的考虑，不如说是在中国历史上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路：不同群体最好“各安其份”，安土重迁，警惕和担心混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而这归根结底是统治秩序。

清朝以前的历代，都强调不要去扰动边疆族群，以免造成难以治理的纠纷、争讼、械斗等等难题。明代对深山腹地苗疆的“生苗”，一向主张“只应以镇静抚驭为主”，法条律例也有“汉民入苗寨之禁”，甚至“汉奸”一词现在通常认为的“汉人之奸宄”一意，最初就是明末用以指流入西南土司辖境后挑拨生事的汉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警力维持秩序，这种相互隔离的状态可能也是避免纷争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很多历史学者确信，美国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之一，是英国在《1763年公告》中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建立殖民地，以图制止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因扩张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暴力，但对渴望土地的殖民者来说，这种限制其土地权利的立法是邪恶的。

阿巴拉契亚山脉范围

当然，东北对满清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对它的“净化”不仅是为了避免颠覆社会秩序，还因为这被视为清朝的“根本”。这当然不是出于“生态保护”的理念，而是意味着这些是保留给皇帝的特权。事实上，对东陵、西陵这两座清代帝陵周围的封禁措施与之如出一辙：直至清亡以前，附近民人对帝陵禁区内任何一草一木的盗采都是重罪。

整个东北边疆，在皇帝眼里都属于私人产业。在中国，山泽原属国有（现实中则等于是帝王所有），这一制度的崩溃，是因东晋时世家大族开始暗地破坏私占山泽的禁令，最终朝廷不得不承认百姓能合法地取得山林的所有权，正式开禁。

在欧洲，帝王贵族对这一特权的捍卫顽强持久得多，而底层民众则越来越强烈地试图打破这种垄断，晚至19世纪中，阿尔萨斯农民之所以对拿破仑一世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在位时没有《森林法》来禁止农民进入林地。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的昌瑞山一带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陵镇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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