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日报》刊登了《1920，罗素在中国》一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罗素临别前的一张合影中，在前排与罗素、朵拉并排而坐的是一位中国人：蒋百里。

百里是他的字，其名为方震，浙江海宁人。提及蒋百里（1882-1938），多数人把他看作著名的军事学家，他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出了无数名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以军事成就而著称的蒋百里，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人雅士。

蒋百里

英国哲学大师罗素能到中国，离不开蒋百里的功劳。1920年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等人发起成立讲学社，其宗旨是聘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每年一人。当时讲学社的总干事便是“文武全才”的蒋百里。1924年，泰戈尔来华，蒋百里则代表讲学社具体负责接待工作。

其实，蒋百里向世人最早展露的也是他的文学才华。二十世纪初，蒋百里留学日本时，为《浙江潮》撰写了意气风发的创刊词。1919年前后，他与老师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他写出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这本书仅十四个月就连印了三版。他也成为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1923年松坡图书馆在北京成立后，梁启超任馆长，蒋百里则主持编辑部。

1919年赴欧考察团（前排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1937年，他将自己长久以来对日本的观察，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文章最后一句为抗战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哀悼他，黄炎培先生的挽联最为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风起《浙江潮》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距今已有108年了（注——其前身为袁世凯创办于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12年改名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的纪念馆如今就矗立在原址上。一百多年前这里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一枪。彼时校长蒋百里上任，着手整顿军校，以期实现新式军事教育目标。眼看初见成效了，却处处受到掣肘，屡次申请经费，不批，向军部催款，没有结果。要知道忙于内战的北洋政府，早无心顾及余事。这日蒋百里召集全校学生训话，他愧言对不起学生，当初向他们承诺过，如不称职当自戕以明责任，现在无法达成任务了，绝望的蒋百里愤而开枪自杀，所幸被师生救下性命。为诺言将自己置于死地，是军人血性使然，又何尝不是传统文化熏染的儒士精神的再现？一位学生的事后感写道：“这是蒋校长给我们上的另一课。负责任是军人所必需的，别人只在口头说，他却不惜贡献生命。中国如果有人继续这种精神，也不会弱到这地步了。”

1900年，蒋百里从家乡海宁考入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不久被派遣赴日留学，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因学业优秀，和同窗蔡锷等人并称“士官三杰”。五年后，蒋百里赴德，先后在德国陆军第七军团任见习连长、德军总参谋部见习。蒋百里后来以军事学家闻名于世，所著《军事常识》是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之作，《国防论》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他还是受人敬仰“师者”，培养出的保定系将帅门生遍天下，那些未能亲聆他教诲的学生竟都以自称其弟子为荣。

其实，他本是一介书生。

去过西湖孤山下的图书馆好几回，我是为寻一旧物而去的。在馆里，我找到了《浙江潮》。1903年，留日浙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的这本大型期刊，穿过一百多年时光岁月，它曾经有过的惊涛拍岸好似还留存在纸页间。蒋百里亲撰了创刊词：“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呜呼！亡国其痛矣……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我愿我青年之努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文章千古事，看到这样的文字，是要人肃然起敬的，古风里有新语，不只是文采斐然，更有志深意长的东西。这年，蒋百里22岁。

蒋百里曾为《浙江潮》撰写创刊词

彼时慈禧还在垂帘听政，《浙江潮》刊发的则是《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新社会之理论》这类放眼看世界的直抒雄文了。蒋百里还以“飞生”“余一”为笔名，刊发了《国魂篇》《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等诸文。被广为传诵的章太炎《狱中赠邹容》也发表在《浙江潮》上。杂志还出现了名为“索子”“庚辰”“自树”作者，是鲁迅曾用过的笔名。据说鲁迅留学日本时，常跑书店向国内寄回每期的《浙江潮》供好友先阅为快。有评论说，《浙江潮》思想之深邃不亚于《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距《浙江潮》相差了十二年。

若按《浙江潮》里的笔锋走下去，蒋百里该是文采眼界胸襟都一等的大家一脉，他十年留学却以军事为本，日后终其生“以建军工作及军人精神为其不二职志”，民国“名记”陶菊隐说蒋百里“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不愧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可谓一语中的。多难之邦让热血青年将骨子里的血性，化作了深邃洞明的警醒，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似乎注定命运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1916年，蒋百里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后护送蔡锷赴日本治病，蔡锷弥留时，蒋百里守护其侧，代写遗电，亲手料理了后事，又万里扶灵回程，国葬挚友于岳麓山；1922年，梁漱溟被冯玉祥请去给部队将领讲话，梁漱溟惊讶发现，冯玉祥给将领每人发的小册子上，辑录的古今名将治军格言中，除了“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他早听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这回终于眼见为实；1935年冬始，蒋百里先后两次奉命出访欧洲，为对抗日本争取外交援助，当时国民政府物色赴欧进行外交斡旋的人，至少需具备三个条件：有军事才干、精通外语，又有声望，满足这三条的只有一个蒋百里。命运的多舛，将他止于盛年，短暂一生，江风猎猎，满眼都是苍茫辽阔。

初秋的周末，我去了一趟海宁。这个江南小城真是个奇异的地方，它一改江南秀丽，恣意“天下之伟观”浙江潮奔涌流经，天地间荡溢着浩瀚之气。这片土地还流淌着乡贤们的血脉和性情，王国维故居、徐志摩故居、蒋百里纪念馆、金庸旧居，小城因为它们增添了不同寻常的气度。而蒋氏祖上还是江南有名的藏书大家，硖石镇上的“别下斋”（现已不存）系蒋百里祖父蒋光煦的私家藏书楼，曾为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到这样的地方，犹似看到漂亮文字让人眼前忽而明亮。这个17岁考中秀才的年轻人、名闻乡里的“硖石才子”，似乎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他19岁离开家乡后，此后三十八年的人生图景都可从这里找到底色。

寓言和石碑

1937的中国，山河破碎。蒋百里一家沿江而上到了武汉。不久，南京沦陷。在武汉，他讲了一个在柏林“夜遇仙翁”的故事。

柏林的冬天天黑得早，蒋百里在近郊迷路了。他向着湖边远处闪现的一处灯光走去。敲门问路，出来了一位白发如银的德国老人，热情地为他指路，又请他到客厅坐一坐等车。见客厅摆满了许多中国、日本陈设，蒋百里不由和老者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道这位老者的东方知识比自己更来得高明。临别时，他郑重地告诉蒋百里：“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故事出自蒋百里所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全书最后以这十四字结尾。在十四字之前，他从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深度透析日本国情，用充满寓言式的故事，道出了预见，这是他数十年来研究日本的结晶。《日本人》最初在《大公报》连载时，读者甚至未等天亮就到报馆门口排队求售，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纸弹”。研究日本人的著作，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最著名的一部，但足够情感中浸润足够的理智，唯有蒋百里焉。在《关系千万重》里，黄仁宇慨然道：“1937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而发行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国防论》，蒋百里在扉页上还有一句鼓舞人心的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他不是空谈而盲目的爱国者。早在保定军校，蒋百里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在好友们眼里，他是个绝对的日本通，早年留学东瀛时，他每月订阅日本报纸，回国后三十余年，也从未间断过。他一生很多时间都在思考该如何对抗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位于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纪念馆，1912年蒋百里任该校校长。

还在日本大举侵华前，当时在山东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没想到蒋百里专程上门造访。梁漱溟撰文回忆：蒋百里对他办乡村看得很远，说“可以组织领导广大乡村民众”，“抗敌全靠人民力量，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力量将取验于山东。”后来两人又在上海晤面，“百里先生力催我速回山东，要山东当局把有用物资的兵工厂、民用工业机器设备赶紧西迁”，为日后持久抗战留下家底。梁漱溟感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

七年前，我在南阳诸葛武侯祠，在斑驳的老墙上，有幸看到了一段岁月留下的印记。1923年，蒋百里从北京返乡葬母，后由津浦路北上，车过徐州时，他指着窗外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龚浩听了不以为然，以为老师杞人忧天。十四年后，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陷，已任第一战区参谋长兼河南省建设厅长的龚浩感念万千，于蒋百里逝世一周年时，在他驻防地南阳诸葛武侯祠建“澹宁读书台”纪念恩师，“澹宁”是蒋百里晚号，匾额为龚浩手书，另立的“蒋百里先生纪念碑”刻录了当年车上的这席谈话。

那年在武侯祠一字一行读碑文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烽火年代里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和后辈奋勇御侮的决心，已深镌在石碑上与世长存。让我感佩不已的是，在今天看来的常识，在当时又需有多少深识事理的睿智，以一己之力，以洞察以良知以勇气，在“亡国论”阴霾里去唤醒国人战必胜的志念。在蒋百里纪念馆，见到过他设计的战时国防总动员组成图、战时工业建设顺序图、空军港建设组织图，从战时经济到经济复员计划，从炼铁厂医药品制造厂到电力厂通讯器材制造厂，甚至小到战时制造防毒面具，都一应俱全，每张图画满了箭头、方格、标注，纤密严缜致极，我的内心不亚于一次地震。都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宏大情怀有时不需引吭高歌，它真实体现在一帧一画的埋头苦干里。

1938年9月，本是在野之身的蒋百里受命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战火中，他和师生们踏上了西迁征途，去往他早在十几年前就描述的抗战大后方。他对友人说：“要在这次战争中拼老命了”。两个月后，他猝然离世于广西宜山。在柏林的女儿蒋英写下泣血祭文《哭亡父蒋公百里》，十七年后她和丈夫钱学森从美国回到祖国。钱学森曾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总理周恩来，一个是岳父蒋百里，“是我最早的师长和引路人”。一生都在构想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蒋百里若地下有知，对他子婿于国防事业的贡献该有多少欣慰啊。

蒋百里全家福

蒋百里平生酷爱梅花，与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结为夫妻，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蒋佐梅”。据史料载，两人曾在海宁植下梅树百株，用以将来归老颐年。蒋百里去世后，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蒋佐梅含辛茹苦拉扯大了四个女儿。杭州南山陵园里，她的墓碑上刻着“蒋佐梅”三个字。四十年的余生岁月，一个普通不平凡的日本女子，用这一传统中国妻子的名字为一生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梦寐以求之曙光

跟随蒋百里多年的薛光前记下过极生动一笔：“先生喜欢品铁观音，有时高兴起来，会捧来宜兴紫砂茶具，教我怎样净器，怎样煮水，冲茶，怎样茗饮。”薛光前感慨说：“一股飘然若仙之情，实在令人怀爱！”

无疑，这是另一个蒋百里，一个普通的浸润在传统文化里的中国人。

有年我在欧洲旅游，背包里带着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一路边走边读。这是中国人写的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部著作。1918年跟随梁启超赴欧考察的蒋百里，回国后因心念“吾民族梦寐以求之曙光”，以书寓意，倾注了他“察往以知来”思考。《欧洲文艺复兴史》付梓于五四运动的第二年，这本在多灾多难时代语境下写成的书，甫一问世便成爆款，仅十四个月就连印了三版。《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新成时，梁公欣然应允为其作序，“吾觉泛泛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他下笔一发不可收，十余日内竟写成洋洋六万余言，与蒋著相埒，只好单独另行一书，这便是学术史珍品《清代学术概论》由来。梁公又反请蒋百里为《清》书作序，他再替蒋著重作短序。两部一唱一和成就的经典之作，如今重温，仍会令人不由心生十二分的敬意和感激。

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黎明前苏醒的气息，便是这些开阔、坦荡、有远见卓识的先辈们，一字一句、一言一行淌出来的。

后来，蒋百里与胡适、徐志摩组织“新月社”，与郑振铎、茅盾创立“文学研究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成了梁公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发起共学社，成立讲学社，创办松坡图书馆，编辑《改造》杂志。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讲学社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均由蒋百里主其事，其中泰戈尔之行，尤为盛大，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佳话。担负著译新书、出版名著的共学社，蒋百里同样倾心倾力，由瞿秋白、郑振铎翻译的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他帮助下，编入共学社丛书出版。再读《改造》，我不由在心里惊叹：“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这般襟度和举止，无疑是为延续文化的慧命在拼力，放到今天也熠熠生辉。

民国元老李烈钧说蒋百里“脑袋中装了四馆二院。四馆是博物、图书、历史、科学；二院是文学、军事。”若在今天，是要被斜杠青年们视若男神呢。徐志摩和他交情莫逆，尊称他“福叔”。1930年，因支持学生唐生智反蒋（蒋介石），蒋百里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狱中。这年上海《新闻报》赫然登载过一则震动朝野消息《徐志摩陪蒋百里坐牢》。出于对蒋百里受牢狱之灾不可忍，徐志摩带着行李闯入狱中，硬是陪着蒋百里住了一宿。徐志摩去世后，在追念这位新月派诗人的挽联诗文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蒋百里的这句：“口吟的，手写的，是志摩的文字，不是诗，他的诗是不自欺的生命换来的。”它是写给徐志摩的，又何尝不是蒋百里的自我观照。

1929年徐志摩写给蒋百里的信札，General Tsiang即为蒋百里，两人交情甚笃，徐志摩尊称蒋百里为“福叔”。

五年前国内出版了一套《蒋百里全集》，整整八卷本，从军事、历史到文学，从外交、译述到书法，辗转荟萃，宛若繁花生树。这些本来毫不相干的领域，因他而生发出意料之外的景象来，当你看到他在这一极时，他那另一极又出现得同样神采奕奕。看照片上的他，穿上长衫，和罗素、泰戈尔同框，他是儒雅的士大夫，一派“腹有诗书气自华”气度。他马术极高，骑马不用马鞭，穿上戎装，自带军人帅气。文艺本是雅器，军人不失血性，将两者集于一身，建构起这“硬核”光芒的，在那个时代鲜有来者了。夜晚，我拿起书读他，不觉想起距离我六十多公里外的那座江南小城，狷介也罢，风流也罢，这样的人你无以用文章姿容去道尽，唯以江海气象来衬托才相配。

留在陶菊隐记忆中的蒋百里，是天空里的一抹霞光，说他在“最光芒时逝去了”。他预言中国必胜却未能亲见最后的胜利。1948年，陈仪操持后事将其移葬杭州，起棺时，人们发现他竟尸身未朽，好友竺可桢抚棺恸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年轻人还在回想着，在武汉蒋百里对他们说：“这一回抗战，我们这一辈人都该去死的，建国大业是你们的事了！”有时历史凝固的常常是走笔疾书下不经意的细节和瞬间，没有矫情没有伪饰，他们说过的一句话，他们的一颦一笑，不管相隔多少年，都令人无法忘记。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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