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关键的创始人，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俞秀松革命道路的选择，同他早年的经历有重要关系，时代的特色融入他的的红色基因。本文讨论了俞秀松的教育经历和其到上海最终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止的过程，还原了他作为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因时代浪潮的推动而不断成长进步的历史现实。
俞秀松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热血和传奇。在家庭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在家乡接受新式教育并最终走出这个养育他的地方，克服阻力自己选择了未来的道路；浙江一师的新文化浪潮将他推上学生领袖的位置，成为他“革命”的初体验，逐渐崭露头角；从浙江、北京到上海，亲身的探索和实践，坚定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成为中共的发起人和社青团的创始人与领导人；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俞秀松不断的奔走，莫斯科、新疆都留下了他坚定、智慧、勤奋的身影，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壮志未酬的唏嘘和浩然长存的正气。
俞秀松的革命道路，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由他自己开拓，这条道路的走向与他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种种选择和经历有关，而他这一阶段的选择和经历同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分不开。俞秀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寻求变革的时代，是无数有志之士为中国殚精竭虑奋斗的时代，这个时代下的中国社会暗藏着无数矛盾冲突和机遇。对于当时像俞秀松一样最渴求新知识新思想的学生群体来说，来自教育和文化的冲突的影响是最大也是最直观的。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想，引导着学生时代的俞秀松逐渐从个人英雄的崇拜者、无政府主义者，并作为学生领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五四运动后，最终选择了他所认可的可以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从俞秀松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个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背景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分别起到的关键作用和深刻影响，这对我我们培养未来新时代红色接班人和有信仰、有担当的青年人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新文化影响下的童年启蒙教育（1899-1915）
俞秀松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月1日出生于浙江诸暨次坞镇（原大桥乡）溪埭村。那时中国的新式教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普通民众也开始接受这种全新的教育。俞秀松正是在一种理解与鼓励新式教育、认可新文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俞秀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与同学邵人模（左）、马志振（中）合影
1、父亲提供的教育环境和影响
在俞秀松的一生中，父亲俞韵琴的影响从不曾间断，而在童年成长的关键阶段，父亲的影响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俞韵琴（1879—1973）家世代务农为业，属于贫雇农家庭，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一样没有读过书。俞韵琴父亲俞金全作为村里的族长，想改变全家目不识丁的状况，所以最终作出举家借债供俞韵琴读书的决定。一开始俞韵琴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后跟着当地秀才寿梅契读书。其后俞韵琴又到浙江东城师范学校学习，并取得了毕业文凭。可以说俞韵琴既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也接受过新式教育，且是师范科班出身，这种教育背景在清末属于稀缺的教育专门人才。
俞韵琴的家庭教育也非常符合如今的教育理念，注重言传身教“处处以身作则，对子女从来不打骂，也不独断专行，总是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女，教育他们做人要厚道、勤劳、自立、要爱学习，要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俞秀松在自传中回忆父亲道：“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他不保守，对我的行为和举止不采取不同意或者反对的态度。他对我少年时期的影响很大”。
俞韵琴曾担任清末知事府老师、诸暨县教育局督学、诸暨县劝学所所长等职，任督学和劝学所长期间使诸暨地区的士绅及群众对新式教育从抗拒到接受，期间发展了400余所新式学校。虽说这个成果也有当时政策扶持和时代趋势的影响，俞韵琴也可以说是诸暨地区农村普及新式学校教育的重要开拓者，父亲如此形象也必然落入童年俞秀松的眼中。
在1908年，俞韵琴在溪埭村创办了诸暨西北地区的第一所新式小学，行余初级小学。当时9岁的，便跟着父亲进入这所学校念书。
2、连续的新式学校教育启蒙
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从戊戌变法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几构存亡之祸，于是向之阻挠者，始知改革为不可缓”，并将求才得人作为首要任务，迈出了清末新政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1906年清政府学部根据侍郎严修的建议，令各州县设劝学所，制定《劝学所章程》，规定“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此为当今切要之图”，俞韵琴即是其中一员。1908年，受过师范教育的俞韵琴创立行余初级小学。
在行余初级小学，俞秀松在父亲的指导下，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新式教育。不过当时基层的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名义上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在浙江则由浙江巡抚（包括浙江各地官吏）负责，但是考虑到经费、教员和制度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积极提倡和协调各地士绅对新式教育的参与，而处于基层的士绅阶层自身内部原有的松散性等问题，学堂本身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政府和各地也都在摸索、讨论、更新，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俞秀松的主观能动性应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12年俞秀松从行余初级小学毕业，考入萧山县临浦高级小学。据俞秀松传所述，当时俞秀松有两所高级小学可供选择，另一所是诸暨县城的乐安高级小学，名声较临浦高级小学为佳，但俞秀松最终选择的是临浦，理由是“临浦离杭州近，消息传播得快”。
高级小学阶段的俞秀松开始展示对于世界的认识与社会的关切的看法，“曾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幻想”，他用作文来展现他的认识。这也能从侧面凸显出新式学校的教育在引导和帮助俞秀松这样的进步学生进行良性的思考。
俞秀松抵京第一天（1920年1月）
二、新文化浪潮下的革命觉醒（1916-1919）
16岁的俞秀松高级小学毕业后，因经济原因休学一年。1916年，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简称“浙江一师”）学习。后来他在浙江一师辍学，开始尝试追求社会改造的实践。他的这一决定与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有关，也与积极呼应新文化运动、走在文化、教育领域先锋的浙江一师有关。俞秀松说在浙江一师“念了四年半的书，那几年，特别是最后两年，对我的思想进步来说极其重要的”，高度认可在校教育期间对他的影响。
1、新文化浪潮下经亨颐领导的浙江一师
首先，浙江一师教育水平和氛围的形成和校长经亨颐有很大的关系。
清政府在教务战争后鼓励留日，经亨颐也自1903年2月赴日，期间他不仅接触到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也接触了一批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伦理学家，如嘉纳治五郎、吉田静致、及川平治、小山左文二等，接受了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成为其教育理念的关键基础。
经亨颐1919年11月发表在《教育潮》的《愿牺牲就是新思想》中写道：“今后的人生叫什么新生活，有四个要素：平等、自有、博爱、牺牲”，可以说是对他办学和教育理念坚持态度的最好注脚。经亨颐对师资力量的精心设计和投入也是一师成为新文化运动阵地的重要原因，若有不称职的教师他会立刻“向监督要求解聘”，学生因此非常肯定他的率直。
其次，浙江一师的师资水平和教师素质很高。
在经亨颐的努力下，大批当时的有识之士、文化精英前后在浙江一师当教员，“当时校内有力的教员国文教员称为四大金刚的陈、夏、刘、李；陈是陈望道、夏是夏丏尊、刘是刘大白、李是李次九……”还有沈钧儒、李叔同、沈玄庐、叶圣陶、沈雁冰、鲁迅、姜丹书、单不庵，许寿裳、马叙伦，俞伯平等。这些教员不仅崇尚新学，思想解放，可以将国外先进的知识内容传授给学生，同时也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浙江一师高质量的生源和师资培养下，学生中涌现出大批近代著名的革命、教育、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如施存统、宣中华、叶天底、柔石、汪寿华、梁柏台、金甲武、俞平伯、曹聚仁、傅彬然、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潘天寿、冯雪峰、汪静之等。
2、五四实践和“一师风潮”带来的觉醒
1919年1月18日起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最终等到却是北洋政府外交失败的消息，导致国内各界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其中尤以接受过新文化、新思想的学生群体为甚。5月4日，北京学生群体率先组织起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同时派出代表到各地学校进行联络。五四运动爆发。
北京消息于5月6日传到杭州，杭州之江大学率先响应，派代表到浙江一师、杭州一中、甲种工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法政学校等学校联络。10日晚，各校学生代表于浙江一师开会，俞秀松作为主持人。会议商定杭州学生运动的三件主要任务：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将主要学生代表凝聚在一起；函请杭州总商会停售日货，寻求商界的外部支持；制定阶段性学生运动计划，声援北京、上海学生，于5月12日举行示威，自5月29日起全市罢课，检查日货。
5月12日上午八时，杭州14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从湖滨公园出发，俞秀松和宣中华作为组织策划者走在队伍最前；5月底，杭州学生举行大罢课，“督军省长公署”采取多种措施遏制学生运动的继续蔓延，俞秀松等学生领袖“坚持在校斗争，并带领学生查、烧日本货”。
习近平评价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当时组织会议、带领游行的青年俞秀松，或是凭借一腔热血，尚不知自己未来的道路将走向何方，未来的选择将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带来多大的影响。而他在杭州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已经展现出其作为一个未来的革命者勇于开拓、敢于承担、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也证明了他的落实能力。
1919年8月下旬，杭州一中的查猛济等邀请俞秀松、宣中华等20余位进步同学一起，筹备出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或简称《双十》周刊。《双十》周刊的取名是为了纪念民主革命意义的辛亥革命，但俞秀松与宣中华认为辛亥革命并不彻底，尝试更多的宣传社会主义，改组《双十》周刊为《浙江新潮》。
1919年11月中旬，《浙江新潮》第2期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施作此文，一是由于其父虐待其母，陷入了“孝”的两难，从而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旧的伦理观念，这是动机；二是同样作为浙江一师学生的施同样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新学说，有了作文的理论基础；三是施理想的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写入民国宪法的，一师自由、开放的大环境也是他公开发表的自信基础。其本意是“打到不合理的孝和行为不通的孝，并不真像那些顽固派所加罪名那样，对孝字全面否定”。
从一师学生在五四运动、拒绝“丁祭”到创办进步刊物中的积极表现中，政府也认识到学校领导层和教师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1920年2月，省长齐耀珊趁寒假学生不在校期间，免职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并指明所有原任教员，都要经过新任校长的重新聘任，从而引发了浙江一师所有师生的强烈反弹，发起了被称为“一师风潮”（又被称为“留经运动”、“挽经护校”）的学生运动。1920年3月24日，政府下“休业令”企图解散浙江一师；3月29日，齐耀珊又调遣500余名军警试图强行遣散在校师生。对此，已经在北京的俞秀松积极关注并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学校万一被官厅解散……学校里虽则不能进去听课，我们的同学不妨在宽空马路之中，聚立听讲。我们倒有这样的精神，官厅于我有何哉？”最终“一师风潮”学生运动在坚持两个月后，在4月以暨南大学教务长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姜琦作为新校长上任告一段落。
3、革命意识的觉醒
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俞秀松开始认识到阶级的对立性，不同的阶级是服务于自己阶级的，认为资产阶级并不为穷苦的劳动人民，因此他提出为了追求“生活、幸福和进化”的目的，要达到三个条件，分别是“自由”、“互助”和“劳动”。开始逐渐从通过学生运动表达诉求，转向思考如何通过自己来实现目标。
俞秀松也逐渐开始思考将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想要维护的阶级挂钩，即青年学生和劳动者身份的逐渐结合，他认为，因为劳动者没有文化的居多，直接靠文字无法引导他们的联合和觉醒，而青年学生则有改变这一情况的责任。因此俞秀松计划分三步达成目标：（1）以学生的自觉和联合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2）学生界和劳动界的联合；（3）使学生偶读成为劳动者，谋劳动界的大联合；最后，“等到学生都投身劳动界，那么改造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从俞秀松表述可以发现，他用自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践的经验，总结改造社会的方法，并以此指导自己未来的行为。
“一师风潮”后的俞秀松也无法继续留在学校读书，寻找新的出路成为其唯一的选择。俞秀松在短暂的回到诸暨老家调整后，王光祈在北京尝试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学互助团成为了俞秀松等人理想的选择。
1936年，俞秀松与盛世同结婚照
三、工读团实践与党的早期组织创建（1920-1921）
在浙江一师的学习经历和“一师风潮”的影响让俞秀松最终决定走出学校，用具体的行动来表现自己改造世界的决心、验证自己的革命想法。
俞秀松（左四）在新疆（约1936年）
1、新文化先驱的接触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1920年1月，王光祈在接受了“布尔扎维克主义”并思考了“什么是工作、为什么要工作”后，正式将“工读互助团”的想法成体系的发表，勾画出一副理想的社会改造组织的蓝图。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热烈反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张崧年，罗家伦等均大力支持，带头捐款，并作为发起人参与到工学互助团中。
当俞秀松等人来到北京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到工学互助团的时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也来看望他们。得到前辈的直接关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俞秀松曾回忆，“1919年……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名叫工读互助团的组织……组织的领导者是一批在北京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他们希望在当时社会中建立一种人类的崭新生活，当然这种想法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就从那是起我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由此也可见，俞秀松所接触的新思想、新学说的影响，以及在工读团的那些“教授”们，是他决定到北京的重要原因。
工读互助团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热门，北京的《新青年》，上海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广益杂志》、《兴华》，巴黎的《旅欧周刊》等等，都有相关信息的转载。但是，工读互助团缺乏持续性资金支持，且没有统一而正确的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团员们开始产生意见的不合。施存统认为思想的溃散是工读互助团解散的主要原因，他看到团员们“彼此精神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生很大的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的感情，除去一二人外，都不愿意去维持它。”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俞秀松认识到了空想的社团无法支撑改造社会的现实，理想的热血无法对抗封建主义的思想，他打算抛弃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的构想，表示“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他认为“改造社会的好方法，就是使社会愈闹的利害愈好；唯恐我们底方法，还不能使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闹起来呢！”，这是他对参与革命的最直接表述；工读互助团的参与，也让俞秀松直接接触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中国第一批的社会主义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是直接的参与到了我们党和团早期组织的创建中去。
2、工人运动和上海社青团的成立
1920年3月下旬，俞秀松与施存统同行离开北京，27日火车抵沪。当时的上海是个工商业发达、列强势力强势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强大，新旧思想交融，新鲜事物不断出现，对俞秀松等人而言是一个施展抱负的优秀平台。因此俞秀松决定留在上海，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工作、居住。
俞秀松在星期评论社工作的时间不长，他打算深入到工人群体中。在戴季陶的安排下，俞秀松进入了虹口东鸭绿江路351号的厚生钢铁厂做工人。俞秀松日后回忆，他借劳动节之机达成了“组织一个很小工人团体的目标”，他“在那里工作了四、五个月。在那时我开始参加了工人运动。五一节那天，我和其他同志想组织一次游行，没有能成功。但我们还是聚集了起了二、三十个人，开了一个短会，这对上海无产阶级来说是第一次”。俞秀松口中的那次游行组织者包括他和陈独秀等人，联合了当时的上海工业会、船务栈房工届联合会等七个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最终在军警的干涉下失败。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携夫人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等人来到中国，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由俞秀松交陈独秀校对；5月，陈独秀发起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成立了我国首个“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和发展后备力量，需要吸纳年轻力量；同时，五四运动后的很多进步青年，正寻找一个发展的方向，不少因为《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慕名前来拜访求教；再次，还有不少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和沪滨工读互助团陷于迷茫的青年，盼望一个组织的引导。
1920年夏，陈独秀指派俞秀松负责筹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俞秀松任书记，参与发起的还有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建团一月内，团员即发展到30人，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都是团员。在俞秀松的努力下，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党的许多活动也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
俞秀松因工作出色，受邀参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从此以后，俞秀松坚定的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和团，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四、结语
通过俞秀松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从小农村走向大城市，在失败和挫折中磨砺，逐渐建立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懵懂的热血青年学生成为一个理性思考、奋勇向前的革命者。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要求不谋而合，即“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以史为鉴，一百年前的青年榜样栩栩如生，新时代的青年自当砥砺前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不褪色的命题，通过俞秀松，我们能清晰的认识到时代背景下的青年成长可塑性极强，青年的发展轨迹和发展程度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努力，学界和社会“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这也是青年在成长过程中要树立的健康、成熟的观念的应有之意。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 作者：赵雪舟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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