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 月，中国人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贺岁电影轮番撤档，居民取消了聚会，取消了出行计划，安静地待在了家里，守着电视机，关注着时事的一举一动。

2019 年 12 月初，武汉发生了第一起新冠肺炎，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这个疾病会让“九省通衢”的武汉，也有封城的那一天。

截止 2 月 13 日下午 23:51，全国共计疑似 13435，累计确诊 59907，死亡 1368，治愈 61441。WHO 在日内瓦的会上说，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是人，不是数字。

新冠肺炎这块石头，砸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除了在旋涡中心的患者，泛起的涟漪，同样激荡着家属。而除了心碎的家属，这些数字的身旁，还有另外一个身影——医护工作者。

图片来自央视新闻

截止 2 月 7 日下午，全国共有 11000 多名医护工作者支援武汉2。11000 名人员是什么概念？按照大学宿舍 4 人间，面对面共 20 间宿舍，一层楼就是 80 人，一栋楼 6 层共计 480 人，有 22 栋楼。

我不害怕病毒，我想念家人

王铁林在西北的一家隔离病房工作者，他自嘲，自己已经是 50 岁的人了，在医院的看尽了悲欢离合，但在这次疫情面前，好像太脆弱了一些。

“我吃不下东西，口干舌燥，一整天都非常忙碌，但睡眠很浅，刚睡着马上就醒了。

“我其实不害怕病毒，但隔离起来的各种不适，还有沮丧、思念家人、高强度的工作、病患救治的压力让我非常悲伤，整个人仿佛喘不过气来。”

我是一名母亲，我的孩子还在哺乳期

从初一到现在，每天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夏琳很想念自己的女儿。

疫情面前，夏琳请愿上了战场。但是，刚出生的女儿对奶粉过敏，她只能挤出时间用吸奶器吸奶，隔几天送一些，忙碌时候跟不上母乳供应，奶量明显减少，宝宝见不到妈妈，经常哭喊。而夏琳自己，也因为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经常睡眠不足，伴随头疼。

”前几天老公来送点生活用品，他只能送到保卫室，我不能下楼，他冲我使劲挥手，我努力睁大看着他，被眼里的雾气挡住了视线，真是不争气啊。

”其他还好，就觉得亏欠了女儿。”记者仿佛能听到夏琳那头克制的哽咽声。

我被隔离了，首要任务是镇静

”我是一名内科医生，前几天我和确诊的患者有过接触，现在被隔离了。隔离当天，哭了一晚上，甚至有写遗嘱的念头。

”自从知道疫情严重性后，我们医院单独设置了发热门诊，调动全院的资源，投入到防控一线。我的姐姐，也是一名护士，也接触过确诊病例，和我一样正在隔离，我的父母一直在家里担心我们，只能用微信联系，我突然意识到，沉溺于焦虑悲伤并不会让家人安心，积极乐观是现在最好的宽慰，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逆行的他们，是让未来没有人需要逆行

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的通知》里，将心理干预的目标人群划分了四级，第一级人群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住院治疗的重症及以上患者）、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他们是重点干预对象。

如果说新冠肺炎是一种不幸，那么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自愿地，选择了这个不幸。

他们被称为「逆行者」，社交论坛上无数转发的请愿书，除了感动，更带来了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的信念。

图片来自人民日报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以上王铁林、夏琳均为化名

备注：

1. 数字来自国家卫健委通报 

2. 数字来自 2 月 7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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