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谣言：文艺与学术绝不是灾难来临时的累赘非必需品
日期:2020年02月13日 15:34:53 作者:冷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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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崇尚娱乐至死的年代，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影响着许多当代青年。使他们纷纷对文艺与学术感到不屑一顾。甚至有流行作家刘慈欣，在《流浪地球》的原著里疯狂暗示：一旦大灾爆发，能存活下去的只有理工技术。而艺术、哲学等名目将无人问津。 但历史的本相却与这些思路截然不同。每当人类遭受灾难深重之际，普通民众与精英分子都迫切需要文学艺术的抚慰。当然也少不了严肃的学术反思。这是能将人类与普通动物相区别的重要途径，但总是因过于顺理成章而容易遭人遗忘。 )
近万年前的原始人壁画 就是对文艺的追求结果 从理论上来说，大部分文学艺术或学术研究，都会因缺乏实用性而被视作温室花朵。天下太平则无疑最为有利的文化繁荣环境。但放眼古今中外，一旦时局出现动荡，这些娇嫩的文明结晶却并不会随之消亡。至于那些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创造者们，也不可能坐以待毙的走向消亡。相反，当事人会将苦难为动力促进倔强成长，并留下真正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文学而言，许多人在小学阶段就有被唐诗支配语文课本的恐惧。其中除诗仙太白的盛世华章，也包括杜甫的《春望》、《石壕吏》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者恰恰是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被剥夺了本有的岁月静好。可唐诗非但没有被叛军消灭，反而出落得更加浑厚深沉。这使后世子孙能够知晓，在当年除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宫廷浮华，还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百姓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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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被恶搞的杜甫 证明了文学在乱世的强大生命力
世人常说，文章憎命达。其实玄妙的乐曲，亦往往会在危亡关头，奏出震撼人心的声响。如今的中国国歌，就诞生于日本加紧侵华的民族危亡关头，这也是举世皆知的典故。无独有偶，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同样完成于欧洲列强全力围剿大革命的危难时刻。至于美国国歌的问世，也是白宫早在1812年的第二次美英战争中被火焚之后。 学术研究亦不会在非常时期无所作为。法国的史学名家马克-布洛赫，在纳粹德军入侵的1940年完成了不朽名著《封建社会》。以他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深刻改变了人类书写与思索历史的方式。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则在20世纪70-80年代经历着游击队肆虐全国。但他还是出版了大作《另一条道路》，给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指明了前进方向。上述用汗水、辛劳与热血铸就的事实，无不证明了文艺、学术的生命力，远比凡夫俗子所想象的要强大！ )
德索托与他的《另一条道路》皆成名于乱世
或许有人感到疑惑：娇弱的温室花朵，为何会成长为铿锵玫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语言、艺术旋律与学术思考的性质常常遭人误解。其实就本质而言，这些东西都不是小群体的无病呻吟。而是人类作为高级生物，对审美和智慧的自然追求。如果能超越时代与群体界限，必然会激发非常广泛的共鸣。 典雅的修辞方式，即便被岁月打磨了数千年，也不会变成矫揉造作的古董。如四六体的古诗文，在儒生编修《诗经》的年代便已存在。1937年，当毛泽东为号召抗战撰写《祭黄帝陵》时，依然以四言体抒怀。皖南事变发生后，怒发冲冠的周恩来挥笔而就的，还是四言体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直至2018年，当央视解说员以曹植《洛神赋》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形容在平昌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羽生结弦时，收获的仍是岛国网民的集体称赞。 )
悠扬的艺术乐章，亦能打破意识形态间的隔阂。与图哈切夫斯基颇有交集的鬼才巨匠肖斯塔科维奇，在苏德战争期间创作的《第七交响曲》。不仅在危难关头奏响在列宁格勒上空，还在西方的英美阵营也折桂无数。而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另一名作《第二爵士组曲》，也先后被美国的库布里克与中国的姜文搬上银屏。 更为重要的则是，文艺和学术既是表达集体关怀的手段，也是捍卫个体心灵净土的方式。在安史之乱期间，诗圣杜甫写下的篇章，除了忧国忧民“国破山河在”，也有节奏明快的“好雨知时节”与“黄四娘家花满蹊”。 )
文艺、学术能在灾难面前保留个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思想家，都在明亡清兴之际纷纷立言。固然是出于对家国命运的思考，但著书立说也是传统儒生的个人爱好。朝鲜战争爆发后，豫剧名家常香玉四处演出。以所得收入为志愿军捐赠了1架米格15战机，至今都被传为佳话。因为充满乡土气息的河南梆子，对十里八乡的百姓而言是喜闻乐见的消遣，对演员来所亦是一种生活方式。 只要心中还存有个人爱好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灾难就不可怕。如果因灾难而逼得人放弃了审美和思考，让生活只剩下集体紧张式的焦虑，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至于靠着文艺出名却又故意反过来表达鄙视的人，应该被所有保留思维能力的受众所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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