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有关瘟疫灾害的记载,有时只是煌煌史册里的寥寥几笔。但是其爆发的频繁程度与破坏力,远超水旱灾害甚至战争。史料里的简单记录背后,常是生命财产触目惊心的伤亡。比如在号称“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背后,就是频发的大规模瘟疫。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中国爆发大规模瘟疫二十次以上。以至于三国里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大的魏国,竟是“人众之损,万有一存”。其“十州之地”的人口,竟“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甚至就在三国时代结束前夜的西晋咸宁元年(276),西晋还爆发了大规模瘟疫,仅都城洛阳一地,死亡就在十万人以上。
如果说三国的瘟疫,还有乱世的“外因”,那么在宋明清的太平年代里,瘟疫也同样并不遥远:北宋的168年里,就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仅都城临安一地,152年里就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殉难的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甚至还有一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清朝从入关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96年里,有78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
可以说,对瘟疫的应对,特别是对疫情的控制,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执政者来说,都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哪怕在科技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古人们也顽强摸索出了一些常规方法,力争将每次疫情的死亡率,都降到最低点。
首先一个重要的疫情控制思路,就是切断传染源。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中国古代,许多惨痛的瘟疫悲剧,都是由于对传染源的防护不利造成。于是经历了多次教训后,“切断传染源”就成了每次“大疫”时,执政者们的重要动作。
比如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就是因为雨季时上游水源被污染造成。由于“污染源”无法被切断,导致疫情每年反反复复。直到新任知州刘彝采取果断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重建当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城市生活区,肆虐当地多年的瘟疫,才终于消停下来。
而对于明末清初时持续不断的天花瘟疫,清王朝从入关以前,就是高度紧张。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清王朝就设立了“查痘官”,只要发现“出痘”的病例,立刻采取隔离措施。一切瞒报谎报行为,都要“论以死罪”。
与“切断传染源”相关的,还有对疫区以及患病者的隔离措施。
古代人员流动,没有现代这样密集。之所以战乱时往往伴随着“大疫”,也与战乱时期难民增加,人口流动频繁有关。所以放在古代太平年代,只要疫情爆发,“疫区隔离”也是重中之重。清代的法律就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来华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疫区的卫生防疫,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明末学者谢肇淛,就曾怒揭晚明瘟疫频发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卫生条件太差。特别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长期管理混乱,以至于“市上又多粪秽”,所以“故疟疾瘟疫,相仍不绝”。北京百姓躲避瘟疫的好办法?那也只是“唯静坐简出”,也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
当然,单纯的躲并不是办法,疫区的卫生清洁,才更加重要。除了明末这类行政混乱的年代外,大多数时候,历代王朝也对此极为重视。明朝景泰五年的四川瘟疫,当地巡抚就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而早在宋代时,就有了“避疫”制度,即将疫区里的民众,迁移到特定地方安置。比如宋真宗年间的河北瘟疫发生时,宋王朝就下令将当地百姓南迁“避疫”,并由医官院提供药品与粮食。
医疗指导更是必须。比如洪州瘟疫时,知州刘彝除了切断传染源外,还特意印发了医疗手册《正俗方》。3700多个平日招摇撞骗的巫医,被他抓来集中读这书,不肯改邪归正的一律严惩。清代几次大瘟疫里,清王朝也组织人力物力,印发《温热暑疫全书》等医疗手册,分发各地官员百姓,起到很好的救灾效果。
而比起这些措施来,重中之重的,就是历代王朝面对瘟疫时,对国家经济与医疗力量的动员与投入。
无论任何朝代,及时的医疗投入,都是防疫成功的关键。北宋年间时,朝廷就有“防疫专款”,用于西南各州的卫生防疫。每个州都可以享有两百贯的“专款”。而每当疫情发生时,减免疫区的赋税,发放粮食药品赈济,派遣医生施药,都是各个王朝的“常规动作”。
比如万历十五年的北京瘟疫时,明王朝就调用太医院的医生,在北京的五城范围里免费诊病,且给受灾家庭免费提供药品与银钱。而正统十四年的淮扬瘟疫时,明王朝更动用了四十多名医生,每个医生划定片区,提供药物和医疗服务,确保二百多万百姓免于瘟疫。而从宋代开始,各地的“药局”,更成了救灾防疫的主力。特别是自宋代起推广各地的惠民药局,几百年里担负着放药防疫的重任,对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的“抗疫”,都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即使如此,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每一次瘟疫的死亡人数,以今天的观念看,也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多少卫生防疫的宝贵经验,更是前人们几乎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瘟疫,不止考验着医疗技术,更考验着任何一个王朝的组织能力。多少经验与教训,至今,值得深深回味思考。
参考资料:李海《试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瘟疫流行》、汪圣铎,胡玉《宋代应对瘟疫的措施》、陈旭《明代医生群体在瘟疫之际的社会救助活动》《明代瘟疫与时代社会》、曾勋《古代政府如何应对突发的瘟疫》、石琛《清朝前期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瘟疫的应对措施》
来源:我们爱历史
作者:张嵚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