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我们对古代女子教育的普遍认知。然而，《红楼梦》中的女了，不但有才，而且才华横溢，无论是探花之女林黛玉，还是皇商之女薛宝钗，还有史家的湘云和贾府的四春，都能出口出章。

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是作者曹雪芹脱离现实的刻意美化吗？本人尝试从红楼中的四大家族入手，探寻明清时代的女子教育，以及作者曹雪芹的教育观。

明清社会普遍认识到女子教育对家族的巨大作用，从而重视女子教育。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提到贾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女史”，即宫中女官，由知识女性担任。另外，第四回，薛宝钗入京的原因是“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为公主陪读待选。这都是从国家层面，支持和鼓励女子读书。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是《三字经》里的一句话。从明朝开始，《三字经》已经是启蒙读物，这句话强调的是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作用。清代陈弘谋更是作了《教女遗规》，其中提到：“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总之，让女子接受教育的作用，就是希望女子能像孟母一样，培养出贤子孙。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条件的家庭，都会想办法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其教育的方式则有母教、延请塾师等。

母教，即指由母亲亲自教育。如果母亲本身受到过良好教育，则不必外请塾师。如母亲条件受限，也可以长嫂代母，如贾府三春的教育工作，就是交给长嫂李纨来完成的，书中通过王熙凤之口进行了交代：

亏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交给你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不好，你要劝．这会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

这句话里，还透露了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念书学规矩针线”。清光绪年间督学陈彝在《重订训学良规》明文规定：“有女弟子从学者，识字、读〈弟子规〉与男子同。更读《小学》一部、《女四书》一部，看吕氏《闺范》一部，勤与讲说，使明大义。只须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书足矣。诗文均不必学，词赋尤不可学。”从中可看出当时社会对女子进行教育的目的：“使明大义。只须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书”，并不强调才华突出。

因此，已被晋封为贵妃的元春自称“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言行极符合社会规范的薛宝钗也劝导林黛玉：“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

除了母教，延请塾师对女子进行教育，也是当时很盛行的。比如林如海为女儿林黛玉聘请了贾雨村当家庭老师，教了一年的《四书》。不过，为避男女之妨，更为普遍的是聘请女塾师，即把当时社会公认的女大家请到家里，以开私塾的形式，为女子授课。这种专为女子授课的私塾，又称为“闺塾”。

如果一定要聘请男塾师，则有年龄上的限制，如《重订训学良规》中规定：“如女已十岁，外师未达五十者，不宜教之”。贾雨村教授林黛玉时，黛玉才五岁，此时贾雨村应该也已五十开外了，所以才能成为黛玉的家庭教师。

除了母教和延请塾师两种主流方式外，还有两种对女子教育的补充方式：舅姑施教和夫家施教。

当母亲的能力不足以教育女儿，而舅姑家拥有教育资源，通常就会把女儿送到舅姑家接受教育。如林黛玉之母贾敏去世，林如海就把黛玉送进了贾府，让她“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和舅舅家的姐妹一起，接受良好的教育。

如果女子在出阁之前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还有一种补救方法，即夫家施教。《礼记.内则》中说：“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儿媳妇如果行事不孝不敬，不要急着生出怨恨，要先教育她。如果不听教育，再生气发怒。因此，贾母对宝贝孙子宝玉的择偶标准是：“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不管他根基富贵”就包含着不管是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模样好易，性格好难，只要性格好，就可以娶进来再教育。这也体现了贾母对贾府教育的自信，跋扈如王熙凤，即使心里对婆婆邢夫人有一万个不满，依然在明面上保持着孝敬，不敢乱来。

总之，无论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族，还是平民暴发户，都形成了重视女子教育的风气，其目的都是让女子在联姻上增加筹码。书中只提了一笔的傅秋芳，“才貌俱全”，其哥哥傅试便“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把妹妹当筹码的心思非常明显。

贾王薛史四大家族在女子教育上各有不同，体现了家教思想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即使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在践行上，也会因各自价值观的不同，而体现出差异来。虽然重视女子教育已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呈现在贾王薛史四大家庭中，则又各有不同。

薛史二家对女子的教育，更重视全面发展，尤其注重涵养。

在四大家族第四代女子中，教育最成功的，当属薛宝钗和史湘云，进则文采斐然，一出手就是一首好诗；退则有一手好针线、能持家。

前面有提到，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念书学规矩针线”，目的是“明大义、通文理、能作家书”，因此“诗文均不必学，词赋尤不可学”。很显然，薛宝钗和史湘云都是诗文词赋规矩针线兼备的女子，堪称全面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明大义、通文理、能作家书”，强调的是女子的付出，而诗文和词赋则是能让女子找到心灵慰藉的一种途径。付出最易造成压抑，如何排解？对于那个时代的女子来说，诗文和词赋是最好的方式。

在主流社会并不支持女子排解内心的情况下，薛史两家却让女子在付出和排解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因此，宝钗和湘云是涵养最为深厚的，即使身经磨难也不会自伤自怜，反而能在磨难中不断调整，以拥有战胜磨难的能力。所以，在四大家族败落之后，也唯有宝钗和湘云能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以寡妇之身，活到两鬓成霜。丰富的涵养和强大的生存技能，支撑着她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

贾府四春的教育，重技能不重涵养，导致都成了家族的牺牲品。

贾府对女子的教育，则是严格按照主流标准来实施的。贾政为长子贾珠所选择的妻子，即为尚德不尚才的李纨。此处之才，指的正是诗文词赋之捷才。李纨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念书规矩针线”，所念之书都是培养女德的经典教科书。贾母把三春放心地交给李纨教育，其用意也是希望能把三春教育成李纨的样子。因此，当初进贾府的黛玉问贾母“姊妹们读何书”时，贾母回答：“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初读时以为贾母是谦虚，结合全书来看，贾母说的正是心里话：女子读书只是为了认字，认字就可以写家书，认字就可以自主地去读那些女德书，从而“明大义”。

因此，我们能看到，贾母从不关注孙女们的内心世界，从不过问她们是否快乐，内心是否有压抑。她对青春守寡、活成“槁木死灰一般”的李纨极为满意，给了她最高的物质待遇。正是在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元春死在了“不得见人”的深宫，迎春死于家暴，惜春无情地与贾府切割，出家为尼。她们都在没有爱、缺乏精神慰藉的环境里，成了家族的陪葬品。唯有探春，因在精神世界里自我探索，才拥有了自救能力，远离了贾府的覆灭。

王家相信强权，无视文化教育。

王熙凤是王家的代表，活得非常另类。她的另类主要体现在无视主流价值观的三从四德，用强权为自己谋取利益。

王熙凤所接受的教育，与王子腾的理念极为接近。王熙凤从小是被当儿子养的，她接受的是与王家男子同样的教育：相信强权，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四大家族的排序里，王家排在第三位，但通过王子腾的努力，随着他的升迁，拥有实权，王家在四大家族的影响力已经上升为第一位。这使得王子腾更相信强权的作用。

于是，王熙凤成了四大家族第四代女子中，唯一没有上过学读过书的，所认识的字，也是长期看帐本而学到的一些常用字。

出于对强权的迷信，王熙凤拼命抓权，不但抓住了荣国府内当家之权，还企图把手伸到荣国府的外务以及官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视人命为儿戏。

这是对女子教育的彻底颠覆，不但不上学认字，也不学女子该守的规矩。最终的结果是，王熙凤死于不守规矩，而她最放心不下的女儿，也被同样只认利益的她的亲弟弟王仁所卖。

纵观四大家族的对女子的教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薛史两家是上等教育，超越了主流，培养的女儿也最优秀；贾府是中等教育，中规中矩，完全按照主流的标准来执行，也很符合贾政“端方”的特点，培养的女儿都是家族的工具；王家则是下等教育，无视主流，让人性之恶泛滥，培养的女儿不但自取灭亡，而且带累家族走向灭亡。

一部红楼，作者曹雪芹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对女子的教育，并赋予了他的思考与追求：最好的女子教育，当如薛史两家，既注重对家族的付出，又注重女子个体的幸福，而不应完全沦为家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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