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到几位网友评论宋朝人物时颇有看不起王安石变法的意味，甚至说"祸国殃民"，"对历史毫无影响"，甚至还说"肯定王安石变法的都是只读中学教科书的人"。

历史任人评说，若是个人看法真无所谓。不过最后一句"肯定王安石变法的都是只读中学教科书的人"，真的是这样吗？历代对王安石的看法真是那么糟糕？

我们不妨梳理下宋代以来历代人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北宋：变法派在大多数时候占据优势

自北宋中期以后，全国陷入巨大的政治分歧，几乎每个人物都需要在新党和旧党之间选择立场，甚至包括最高的权威皇权也不例外。在自宋神宗开始的五任最高掌权者中，除了高太后以外，皇帝们至少在名义上都站在新党这边。

而从名义上的"执政时间"上看，新党在北宋的最后50余年里大多数时候掌控着朝政。

从这个角度来看，北宋的灭亡，似乎新党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且慢，如果我们细加研究，北宋的衰落，财政上的迹象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二十年就开始了。

《宋史,食货志》"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佑元年（1049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

在那个被现代网络写手鼓吹为皇帝楷模的的宋仁宗手里，北宋朝廷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越亏越狠，到接任的宋英宗时候，财政收支差额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万缗。

宋仁宗在世时儒臣对他评价其实并不高

在中世纪没有现代的赤字财政政策，官府将大量经费用到不能创造税收的军事和政府开支上，只能是饮鸠止渴。宋仁宗时期全国军队数量几乎被国初时增加了五倍，但反映到单兵军费上反而是下降的。所以北宋中期宋朝禁军的战力是最低的。

而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目的就很明确："富国强兵"，无论其中有什么弊端，但主要目标确实在逐渐实现也是事实。变法16年后，元佑元年(1086年)"熙宁、元丰时诸路所积钱粟可供二十年经费"。

而军队战斗力也相应提高，"将兵法"把部队中人数不足的编制解散或者合并，重新任命新的富有实战经验的军官进行训练和作战。说起来和20世纪40年代美军顾问对国军提出的改造方案一致。而宋神宗明显比常申凯有魄力得多。宋军在神宗年间成功"瘦身"，禁军兵力一度降低到六十多万，而战力反而提高。以至于最大的对手辽军都加强了防备。

变法开始时的西夏疆域

宋哲宗去世时的西夏，明显缩小

而"所积钱粟可供二十年军费"这句话可不是白说的。

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军事改革成果一直延续到去世多年后，宋神宗死后第14年，（1099年）宋军战略上对西夏步步紧逼，夺取了天都山，横山一线的战略地带，逼得西夏不得不在1099年12月提出停战，承认了两国新边界。

所以说，其实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富国强兵”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国库丰盈国防加强是事实。

北宋国防形势的真正恶劣，其实是在宋徽宗上台以后。

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合法性，宋徽宗上台后表面上选择了主张变法的新党。

但实际上，宋徽宗并未继承父兄的强化国防的国家政策。相反，新党大佬如章惇等被一贬再贬，上台的则是政治"变色龙"蔡卞，蔡京等人。而这些政客对于国家前途毫无责任心可言。

整理北宋各个时期的兵力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宋徽宗时期的国防兵力数量上已经下降到百年来的最低点，而且军队战斗力甚至降低到连曾经豪言灭辽的童贯都望而却步的程度。

而就在此时，不自量力的宋徽宗却发动了北伐，持续的国防实力下降+一连串错误的战略决策。这才是北宋灭亡的真相。

南宋：赵构和朱熹心照不宣

南宋第一位皇帝赵构在位后不久，就政治表态："朕最爱元佑"，这一句话确定了南宋150余年的政治基调。

"元祐"指的是由于宋哲宗年幼，高太后摄政时期（1085―1093年），在这个时期，司马光等旧党上台，把王安石执行了16年的变法政策全部叫停，在野的王安石万念俱灰，次年就郁郁离世。

宋高宗赵构把北宋亡国责任从蔡京集团延申到了王安石头上，完全以司马光等旧党的立场去重新修改了历史记录《神宗实录》。要知道皇帝实录是相对第一手的史料，对这些史料的修改，完全影响了后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历史是个小姑娘）

后代关于这段历史的史书如《四朝国史》，《续资治通鉴长篇》《续资治通鉴长篇纪事本末》《东都事略》等，均大量引用被修改过的《神宗实录》。

如南宋的《宋诸臣奏议》，集合了宋代241名大臣的奏议，但这1600余片奏议中，几乎全都是司马光为主的旧党大臣的言论，而新党一派的言论几乎全被排斥在外，所以在后世，我们都知道青苗法执行中有弊端，但关于新党一方对青苗法效果的辩解，却完全看不到。

而除了赵构君臣以外，还有一股势力在刻意打压王安石及其变法，那就是后世称之为"程朱理学"的儒家学派。

理学的正统地位是打倒王安石“新学”之后才确立的

因为王安石不仅仅是个政治家，他同时也是儒家新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儒家道统之争向来残酷不留情，对王安石的最大批评，就来自于朱熹。

正是在南宋时期，我们后世所称的宋明理学，打倒了王安石的新学，成为了后世几个封建王朝的压倒性政治学说。1241年，朱熹进入孔庙的同时，王安石的雕像则被搬了出来，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味的事情。

元代：继承南宋主流观点

元代修宋史的时候，主要依据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朝国史》，所以自然不会对变法说什么好话，大批新党成员被打入奸臣行列外，甚至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

王安石变法中的由国家介入权贵和垄断集团把持领域，汲取资源加强国力的思想，被斥为异端，我们后世对儒家社会的印象：君子不言利。也由此形成。

明代：士人看法开始变化

明代的主流舆论仍然认为王安石变法是祸国殃民，但我们也注意到出现了不同声音。

明代韩邦奇的《苑洛集》中"如人主治天下，其道在任贤，却乃自亲政事，一身之小虽日夜不休亦不能给，虽百年何益，古人如王安石之为相是也，此只是个不会干事的，非奸邪也！

这是公开给王安石平反，认为他不是奸邪之人，只是认为作为高层应该懂得委任而非自己亲历亲为。王安石只是办事不力，而非本性奸恶。

"良知之灵，本然之体也……王介甫岂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坚持，愈执愈坏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认为王安石进行变法本来是想要做一件好事，并非出于为自己谋私利。

明代后期，由于国防压力大，开始面临和北宋后期一样的问题，由此有识之士也开始怀疑传统上对变法的诋毁。但把持了官方舆论的朱子后人，理学家们仍然不肯放弃传统看法。

清末：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

王安石变法的彻底翻案是从梁启超开始，在他的《王荆公》中，他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把青苗法、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

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大政治家之一，甚至超过了管仲、子产、商君、诸葛亮等。他的观点虽然现在看起来有所夸张，但却是20世纪前期中国人舆论的主流。

而进入20世纪后半叶直至今天，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更加多元化，已经极少有人怀疑王安石的品行和动机，绝大多数人也将王安石变法视为一场进步运动的失败。不过更多的人开始研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可供吸取的教训。

引人注目的是，哪怕是在台湾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也有，但整体还是以肯定为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关于民营经济和国家管控的争论，也往往会把王安石牵扯在内。

因为在某些人看来，宋代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其实不是），而王安石的变法是“国进民退”。

在这种讨论中，已经是完全罔顾宋代社会经济的封建色彩于不顾，把宋代社会经济的面貌和今天现代社会相比，本身就是错误。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有概叙，在此不加讨论。

所以检讨完这近千年来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几点：

1，凡是国家面临危机，需要变革加强国力的时刻，对王安石评价就会提高，这一点在明末和20世纪前半叶最为明显。

2，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往往来自宋代后占据主流的朱子儒学。

3，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永恒的话题之一，每到传统和现代开始交锋，王安石等新党的所作所为都会被搬出来探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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