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则墓出土的戴帷帽骑马女俑

新疆唐墓出土的戴帷帽骑马女俑

陕西唐墓壁画中，侍女手捧着一顶帷帽

核心提示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4件神态各异、英姿飒爽的唐代骑马女俑。可以看出，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女子骑马成为一种风尚。从这4件骑马女俑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女骑手的“标配”：长靴、长裤、胡服，外加一顶由丝绸之路传来的时髦帷帽，让今人更立体直观地领略到唐代女性的精神风貌和大唐盛世的气息。

朝阳唐代高官墓出土6件骑马女俑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4件活灵活现的唐代骑马女俑，一件是朝阳唐代孙则墓出土的釉陶骑马女俑，通体施淡黄色釉，女子头发前部刘海中分，嘴角含笑，表情端庄，身着披巾，内衬低胸襦衣，下着长裤，脚穿尖顶靴；一件是朝阳唐代鲁善都墓出土的彩绘陶骑马女俑，只见女子头梳双环望仙髻，弯眉细目，上着对襟短襦衫，下着红色长裤，足蹬长靴；第三件是河南省博物馆馆藏洛阳出土的唐三彩骑马女俑，女子头梳高髻，着窄袖翻领襦衣，肩搭披帛，下穿长裤，足蹬软靴，神情从容淡定；第四个是旅顺博物馆馆藏新疆出土的泥塑彩绘骑马女俑，马背上的女子也是发髻高绾，面涂白粉点红唇，下身着白棕色相间的竖条纹裤，勒缰前视，神情悠然高贵。四匹马都是身形健壮，鬃毛整齐，精神抖擞，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唐代仕女出行的真实样貌。

朝阳博物馆副馆长韩国祥告诉记者，釉陶骑马女俑是2003年从孙则墓中发现的。当年的考古人员对朝阳市纤维厂原址基建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这里是唐代孙氏家族墓，共有17座砖室墓葬，是目前朝阳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唐代家族墓葬，墓地出土文物有数百件。其中孙则墓位于墓地中部，是整个墓地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墓葬，且保存相对较好。

据孙则墓志记载，孙则生前任职大多在营州(今朝阳)地区，最初任辽州总管府典签，为九品或从八品。后升为参军、北黎州昌黎县令、松漠都督府长史、明威将军本府折冲都尉等官职，从九品典签逐步提拔为正二品上柱国。唐永徽六年(655年)，孙则去世，终年67岁。

从墓志中可知，孙则生前官职较高，地位显贵，因此墓葬规格也很高。从墓室规格来看，孙则墓由祭台、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从出土遗物来看，孙则墓尽管早期被盗，但随葬的遗物还是比较丰富，有瓷俑、瓷器、陶器、唐三彩残片、铁器、皮革等几类。墓室前部中央还发现墓志一合，出土遗物150多件。其中人俑86件，镇墓神煞俑4件，大型驼俑、马俑7件。另外还有6件骑马女俑，有4件女俑戴着帷帽。

朝阳在唐代称营州，唐初在朝阳设营州总管府，唐武德七年升营州都督府，是唐朝在东北设立的唯一的中原州治，并统督北方和东北七州兼平卢节度使治所，是唐王朝在东北首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中原王朝与东北及东北亚文化相互交融的枢纽之地。正是由于营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唐王朝因此派遣大批的军人到营州戍边，其中也有一些高级官吏，孙则就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朝阳地区发现唐代墓葬近250座，在时间上基本都属于“安史之乱”之前，也就是从初唐至盛唐时期。这些朝阳境内出土的唐代遗物，印证了朝阳在唐代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反映出朝阳虽在东北，但是仍然与中原的经济文化发展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骑马必备：戴帷帽缀网纱遮住靓妆

“孙则墓出土的戴帷帽女俑，帽檐边缘一周有凹槽，可用来缀网状面纱。”辽宁省博物馆助理馆员马卉告诉记者，这些帷帽呈扁体圆形，正面有圆乳状凸起，这种帷帽的造型，一般认为是由幂篱改造而来的。

据文献记载，幂篱，也称“大头长裙帽”，类似现代的斗篷，最早起源于古代阿拉伯地区，因为当地多风沙，日照也很强烈，人们为了防风沙、遮阳防晒，就流行戴起了幂篱。当时是男女通用，长可障身，后来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其传播者应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经商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和西域商人。

传入中原后，幂篱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因为内地没有多大的风沙和暴晒的烈日，但是，它却可以实现封建礼制不欲妇女抛头露面而要障蔽的目的。因此，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幂篱成为宫廷妇女和王公贵族妇女出行途中，防止被人窥视的障面用具，在南北朝末年和隋代、初唐迅速流行起来。虽然幂篱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穿戴以后既不方便，又很笨重。于是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后，一种经过改进的帽子逐渐开始流行，这就是“帷帽”。

马卉说，唐时的帷帽多用藤条或席片做成帽形的骨架，糊裱缯帛，有的为了防雨会刷上桐油，然后再在它的檐上加缀一圈长度到颈部位置的纱网，就成了帷帽。这种缩短了的幂篱，暴露了身体，但仍遮盖着五官，用意还在于遮盖面部。到武则天时代，戴帷帽的流行时尚达到了顶峰，也成为当时营州女子外出时非常喜欢的帽饰。孙则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就再现了营州女子头戴帷帽骑马出行的情景。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初，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年)，“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650—655年)，“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武则天之后(684—704年)，“帷帽大行，幂篱之制渐息”。开元初期(713年)，“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用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从这段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唐代女子骑马着装的发展历程，到武则天时期，帷帽开始广泛流行，幂篱服制渐渐消失。而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宫廷妇女骑马又流行戴起胡帽，不再遮盖美丽面容，普通百姓家也竞相效仿，帷帽制度销声匿迹。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诏书上也要求：“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出自《唐会要》)，这说明官方已经完全认可了女子露面这种变化。再后来，妇女骑马将头发也露了出来，甚至着男装服饰，英姿飒爽地走上街头。这一点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所体现。从幂篱到帷帽、胡帽，再到露髻驰骋，女子帽饰的变迁是与当时社会开放的潮流相适应的。

穿胡服驰骋：长靴长裤搭窄袖短衫

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骑马出行成为唐代一种社会风尚，男子出席隆重场合都要骑马，贵族女子也不甘落后。据史料记载：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之母窦氏、李治之母长孙氏都是鲜卑人。鲜卑女子在其氏族中向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有参政的习惯，她们视骑马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有胡族血统的宫廷贵族妇女首先带来一股“胡风”。

马卉介绍，从这四件骑马女俑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女子骑马的“标配”装束，除了一顶帷帽，还有长靴、长裤、窄袖短衫等胡服打扮。穿靴子便于骑乘，上马踩蹬不磨脚，因此成为骑马必需装备。《中华古今注》记载：“靴者，盖古西胡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取便骑乘也。”李白《对酒》诗中“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即描绘了年方15岁的吴姬穿着时尚红锦靴的情景。

为适应妇女骑马的需要，干净利落的长裤、窄袖短衫的胡服打扮也随之流行。马卉解释，因为穿裙装不便于坠镫骑马，所以女子同男子一样着裤装，展出的骑马女俑就个个穿着裤装。当时的裤子还是很时髦的，像旅顺博物馆馆藏新疆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骑马女俑，就穿着波点纹的长裤；朝阳博物馆馆藏女俑中，着裤子的女俑就有18人。她们的裤管长度不一，有的长及膝部，有的长及踝部，且裤管很宽松，有的裤管外侧还可以看到有开褉的痕迹。

“短衣、窄袖、翻领等为胡人服饰的元素。”马卉说，胡服是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乃至西域地区的舞蹈服装，同时，这种服饰还融入了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元素。《新唐书·五行志》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即是对胡服的描述。在朝阳境内发现的唐代女俑中，充斥着这些服饰特点。与传统汉族的深衣大袖相比，胡服没有森严的等级性和政治性，装饰自由方便，穿着舒适，且男女混穿。它不仅形式独特新颖，而且相对比较贴身，有利于突出女性身体各部分的曲线，因而具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朝阳孙则墓，便是高宗时营州已有女子着胡服的例证。

《新唐书·舆服志》记载，在唐玄宗时期，着胡服、戴胡帽、跳胡舞、听胡曲已成为一种时尚。正如元稹的《法曲》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大唐盛世，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开明开放的风气和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唐朝妇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拥有自己的天地，所以唐朝才出现了大量的骑马女俑。马卉介绍，“安史之乱”是唐代发展的分水岭，唐朝由此转衰，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了影响。“安史之乱”平定后，统治者的政策为之变化，转而反“胡化”，女着胡服策马驰骋的景象在唐朝中晚期甚至以后各朝代都再难见到。宋代以后，妇女受到种种制约，思想被禁锢，加之马匹数量的减少，所以骑马女俑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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