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古拉朽之势,横扫蒋家王朝。4月21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当时国名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南京。之后解放军挺进江南,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作为云南,虽然在祖国边陲,蒋介石残存集团也想利用西南地势险要,做困兽之斗,但解放的形式已不可逆转。作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此时不得不考虑云南几千万生灵的存亡问题,他开始寻找与我党我军的联系方式,做摆脱蒋介石的控制的准备,和平解放云南。
此时的蒋介石集团也非常清楚云南的情况,他知道卢汉并非他的嫡系将领,如果不早做打算,就有可能步傅作义之后尘。因此,他精心安排派嫡系部队开赴云南边境,大批的军统特务也相继到达昆明。
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一大批特务,汇集云南站站长沈醉所驻扎在昆明的原特务,在云南大肆捕抓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多亏卢汉早有准备,将一些著名的进步人士提前通知转移,才免遭毒手,但军统特务也逮捕了四百多名他们所谓的叛乱分子,这就是在云南和平起义前著名的“九九整肃”。
军统特务将这些逮捕的人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行凶审问,逼迫他们交代罪行,然后将这些人员名单交给卢汉,让卢汉批准枪毙。想借卢汉之手来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如果卢汉批准了他们申请枪毙的报告,他们就名正言顺的将这些进步人士枪杀,这样卢汉的手上就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就起到了控制卢汉的目的。
卢汉心里非常清楚蒋介石的这一阴险手段,要摆脱当前困境,处在大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和特务包围下,解放军又远在千里之外,谈何容易。他只得采取拖的办法,拖一天算一天。
当军统头子毛人凤与徐远举、沈醉经过商议后,拟定了200来人的处决名单交给卢汉批准。名单送到卢汉那里,卢汉却不慌不忙地说:“杀人太多,罪证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要毛人凤他们拿回去从新拟定。毛人凤无可奈何,将名单减为120人,卢汉仍坚持认为杀人过多,对社会稳定不利。最后毛人凤把要杀的人减到40人,毛人凤心中算盘,只要你卢汉同意杀就行,至于杀多少,到时就由我们说算了。然而,卢汉又表示,为慎重起见,需要进行复查,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
卢汉为保护这些进步人士的安全开始积极活动,想尽办法争取把被捕人的看管权和审判权拿过来。经过与蒋介石的讨价还价,蒋介石终于同意了卢汉的要求,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卢汉随即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军事法庭审判长,蒋介石则安排自己的亲信3人参加会审,卢汉又添加了一名自己人为主办军法官。虽然五人军事法庭中,云南方面只有2人,但掌握了审判长和主办军法官的大权,形式相对有利。
卢汉接着又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关押在自己掌控的陆军监狱,没有卢汉本人的手令任何人不得传讯、提审和调动,违者军法从事。这样,夺取了看管权和审判权,就掌挥了主动权,就有可能力争到“一个不杀”,拖延到解放大军的到来。
就这样卢汉巧妙地利用一个“拖”的办法,保护这批进步人士,直到和平解放,卢汉为国家为民族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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