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第六季开播。这次的导师团里不见“矮大紧”老师高晓松,据说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娱乐事业要忙活。清华大学校友满天下,但要说如今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活跃度,高晓松要是第二,恐怕也没人敢领第一。
来,下面要考考大家,知不知道“清华四剑客”是谁?
普通青年可能会说:高晓松?李健?咦,那还差两个啊……
恭喜你,答错了。
文艺青年可能会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这几位的名字如雷贯耳,但他们可不是什么“剑客”,而是清华大学国学院(1925—1929)著名的四大导师。
陈丹青油画作品《清华国学院》
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正确答案是:李长之、季羡林、吴组缃、林庚。他们四位都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考入清华大学,都是文学青年,求学期间结为好友,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后来也都在各自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所以有“清华四剑客”之称。
季羡林在《追忆李长之》一文中说,“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可见,“清华四剑客”的名号在他们读书时还没有,是后来才有的,但季羡林先生对这个称呼是认同的。
从左至右依次为:李长之、季羡林、吴组缃、林庚
在清华求学时期,“四剑客”的核心人物应该是李长之。1933年至1935年,李长之曾经主编《清华周刊》的文艺栏目和《益世报》的副刊等,不仅他自己发表了大量文章,季羡林、林庚和吴组缃也常受邀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李长之早期的诗歌中,也常能看到另外三位的名字,如:《梦林庚》(作于1934年)、《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作于1934年)、《送季羡林赴德国兼呈露薇》(作于1935年)。
今天,12月13日,李长之先生逝世四十一周年,让我们来说一说他的故事。
李长之1910年出生于山东利津。季羡林也是山东人,所以他们从读小学时起就认识,是发小。李长之读小学、中学时,正是张宗昌统治山东的时期,这个著名的“狗肉将军”极端尊孔,任期内强令山东学生复古读经,倒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李长之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大概也与此有关。
《孔子的故事》是李长之代表作之一
1931年秋,李长之考入清华大学,一开始入的是生物系。当时,季羡林常去串门,只见墙上贴着李长之画的细胞图,到处是老师改正的笔迹。李长之却不认为老师改得好,理由是“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季羡林觉得这位老友选错了专业,因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果然,没多久,李长之就转到了哲学系。由此,他的天才真正开始爆发。
李长之的名字,对现在的读者而言可能有点陌生,但若穿越到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情况完全不同。
他既是诗人,有诗集《夜宴》和《星的颂歌》;又是翻译家,精通德语,译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歌德童话》等。在文艺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更是享有盛名: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写了《鲁迅批判》;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孔子的故事》等都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是20世纪50年代的热门教材;此外,他还系统撰写了《西洋哲学史》《北欧文学》等一系列专著。
这里要划一下重点的是《鲁迅批判》,因为它是经鲁迅本人过目的、系统研究鲁迅作品的第一部专著。需要说明一下,此处的“批判”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意思不同,并没有攻击和否定的意图,当时的“批判”就是“评论”,属于文学批评。
《鲁迅批评》书影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1935),李长之才25岁。他的初衷很简单:“打算就中国几个在青年的印象上顶深的作家,一一加以批评起来,其中当然有鲁迅。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唯一的批评者的态度。” 不妨设想一下,这事放在今天,就等于一个本科生忽然写了本书,指名道姓要批评当代文坛NO.1的人物,怎么都是会上热搜的大新闻。
书于1936年初版。据李长之回忆,“鲁迅先生是看见过付印之前的稿样的,他很帮忙,曾经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并曾寄赠过一张近照”。这一方面说明了《鲁迅批判》确实是一部诚意之作,并非恶意“搞事情”,否则被攻击者不可能全无还击,别忘了鲁迅和多少人打过笔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文坛风气的自由、开明,作为后生的李长之敢写,作为前辈的鲁迅愿意看校样,各自都显示出一种大气。
不唯鲁迅,纵观李长之一生的著作不难发现,他选择的文艺批评对象,一定是某一国、某一时代在文艺上成就最高的人物。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自序》中就提出:“谈一国的文化时,须就其最高的成就立论,而不能专就低处看。……站在高级,可以了解低级;站在低级,却不能够了解高级。”简单说来,要批评就批评一流人物,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人物,不值得讨论。所谓高处眼亮。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中国诗人作评传,首选是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五位大诗人。
尤其是李白,他一写再写:先于1940年出版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又于1951年重写并出版了《李白》。1943年,抗战还未结束,李长之去绵阳探望母亲时,都不忘抓紧时间去探一探李太白故里。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他来回全靠一辆坏掉的“洋马”——自行车,一路折腾、颠簸,好不容易看过了太白祠、李杜祠,还跟着拾粪老人找到了民间传说中李白妹妹月圆的墓。
太白祠所在地漫波渡在李长之笔下是那么美:“水是那样清,远远地看去就云气蒸腾似的,有些淡淡的白雾……岸上一片淡黄花的树,夹着一些青竹,有些缥缈,有些空虚,也真仿佛李白的诗境!”可以说,为“诗仙”李白作传,是青年李长之的一场巡礼。
他不仅有才气,还勤奋。在抗战之前,他发表的批评文章就有二百万字之多;抗战期间也未停笔,《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北欧文学》等都写于此时。据说他曾经创下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外加两篇杂文的创作纪录,连朱自清先生都赞叹不已。确实,这手速放在今天也是惊人的,绝对是编辑们争相约稿的好作者。吴组缃就说:“从前讲凡有井水之处,即能歌柳词,我说中国凡有报纸刊物的地方,都曾刊有长之的文章。”从李长之的高产来看,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有人劝李长之不要写得太快、太多。其中就有十分赏识他的师长,如杨振声、闻一多先生,都曾经劝他小心“悔其少作”,多则易滥。但从李长之后半生的经历来看,反而要庆幸他在创造力和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始终保持着走笔如飞的写作状态,因为等到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袭来后,谁都很难静心伏在案头工作。
等到生活重归平静,李长之已近风烛残年。一天,他去北大探望老友季羡林,叙叙旧。自古“不许英雄见白头”,但“剑客”那时都已经老了。季羡林看到李长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个手指已经弯曲僵硬如鸡爪,不能伸直”,再想走笔如飞,也是不可能了。那是季羡林最后一次见到李长之。没多久,李长之就去世了。
白发苍苍的李长之
2001年夏天,季羡林在《追忆李长之》一文的最后写道:“我年纪越老,长之入梦的次数越多。”那么,他梦到了什么呢?
也许是1946年夏天,他刚从德国回到祖国后与李长之在南京重逢的情景。那时,李长之白天工作,晚上办公桌就腾出来,让住不起旅馆的季羡林暂时有睡觉的地方,李长之还介绍他认识了梁实秋先生。
李长之为梁实秋先生小女儿梁文蔷纪念册题字
也许是1935年炎夏,季羡林留学之前,两人一起去拜访闻一多先生。李长之还邀集不少朋友,在北海为他饯行,大家在荷花丛中泛舟,荷风吹来,微有凉意,白塔倒映在水中。
更有可能的还是在清华读书时的一个夏日午后,当时茅盾《子夜》刚出版,“清华四剑客”相约在工字厅后面的一间大厅里,讨论这部轰动一时的小说。屋内光线昏暗,窗外荷塘里却是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四剑客”各抒己,有的赞美,有的褒贬,一直争到吃晚饭的时候,方才鸣金收兵。“遥想当年的鹅湖大会,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在季羡林的记忆中,和李长之有关的画面大都在夏天,与青春有关。“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正是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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