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帝国一直是世界历史上的热点关注对象，每当人们提及它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传奇国度的超长寿命。确实，与中世纪大多数王朝在几百年内就完成兴亡更替相比，东罗马帝国的千年国祚足以傲视东西方群雄；不过，倘若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其历史发展过程，就会发现，东罗马的千年传奇其实只是一部呈现日落西山的漫长衰亡史，它只有在最初的三百年内才匹配得上真正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经历波斯入侵和阿拉伯大征服的动荡后就再也无力维持罗马环地中海霸主的赫赫威名。可以说，正是七世纪的重大变革决定了帝国最终毁灭的命运，而引起地中海历史发生上述戏剧性变化的导火索，却是一起在当时看来并不很起眼的叛乱，这就是AD 602年的福卡斯叛乱。

6世纪末的东罗马帝国正面临着异常纷乱复杂的艰难局面，经历查士丁尼再征服的王朝看似恢复了古罗马的荣耀，然而却在内政外务各方面都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国库在战争和瘟疫的消耗肆虐下几近枯竭；民众因日益加剧的苛捐杂税压迫而奋起反抗；贵族也极其不满查士丁尼加强集权、收拢己方权力的尝试；持不同政见的宗教派系则致力于打击对手的残酷斗争，诸如萨珊王朝、阿瓦尔人、伦巴德人等四方强敌乘势突破帝国边疆，令罗马人防不胜防。幸运的是，后查士丁尼时代适时出现了一批以莫里斯皇帝为首的才华横溢的将领，得益于他们的努力，查士丁尼王朝才能够勉力维持下去。

莫里斯皇帝堪称自东西罗马分裂以来最具军事才干的东帝国君主，他提拔了许多颇具才干的将才，本人更是凭借战功荣登帝座的典范，其著述《谋略》一书时至今日仍是研究战略战术的极好教材。正是这些罗马将帅击退了大敌波斯人的侵袭，再加上后者内部争夺王权导致战乱的利好形势，使东罗马帝国通过借兵支持科斯洛伊斯二世的绝佳投资手段，达到稳定东方前线的目的——此举也让莫里斯能腾出手来教训次要之敌阿瓦尔人。从AD 591年起，罗马军队与对手鏖战十年，终将敌人驱逐出边境，并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首次踏足已阔别250多年之久的多瑙河北岸，迫使阿瓦尔可汗巴颜将牙帐北撤至潘诺尼亚腹地，查士丁尼再征服所响起的外部警报似乎已经彻底解除。

然而莫里斯的政治手腕相比军事能力却显得极为失败，即使对外战争的胜利也不能予以弥补。概因长期作战需要财赋支持，但逐年增大的战争开支又加剧了国内各阶层对统治者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居民为了逃避兵役躲入修道院，致使大片农田荒废、国家税收减少，地方势力则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莫里斯尝试以建立总督区的严格军事建制来抵制地方分裂的趋势，却因阻力重重而收效甚微，自己则成为地方实力派眼中的绊脚石。最致命的是，为了缩减耗资巨大的军费和更有效的招募士兵，君士坦丁堡不断拖欠北方边区士兵的军饷发放，却要求后者担负在远离国土的多瑙河北岸蛮荒之地作战的任务，同时禁止修道院收容逃避兵役者，等于一并得罪了军队和教派，由此埋下了嗣后叛乱的祸端。

如果说上述执政策略已经致莫里斯的统治危如累卵，那么他接下来的举动则彻底点燃了火药桶的引线。AD 602年夏，东罗马军队统帅、皇弟彼得令副将古德温率领一支偏师又一次渡过多瑙河，抓获了众多蛮族俘虏和战利品，取得了振奋人心的大捷。这一胜利本应是莫里斯安抚民众的最好机遇，但后者却不合时宜地让古德温所部在敌境就地扎营越冬以节省军费开支，导致常年在外作战思乡心切的将士们群情激愤，甚至一连派出8位使者前往统帅彼得处请求后者取消皇命；当他们的请求又一次石沉大海后，早已忍无可忍的士兵们只能在低级军官福卡斯的蛊惑下，于当年11月6日发动了改变东罗马国运的叛乱。

福卡斯出身卑微，曾经只是帝国疆土的一名普通农户，甚至据说有蛮族血统；但他性格坚忍狡诈，善于拉拢人心，在下层军士中拥有深厚的威望，因而被推举为与彼得交涉的8人使者中的一员。也因如此，福卡斯亲眼见识到那些身居高位的指挥官们在后方安全居所奢华无度的作风，从而心生取而代之的野心。此外，高级军官之间的龃龉暗斗也给了他聚众叛乱的底气：身为巴尔干边军最高指挥官的彼得，既不能带头同甘共苦、平息士卒的愤懑情绪，又因畏惧底层作乱而选择在离军营10英里处别辟门户，却把当面承受军队压力的责任甩锅给副将古德温；由于无法直接反抗上级之令，同样不满彼得决策的古德温等一干高级将领则选择消极抵制，对军营内正在积聚的哗变隐患听之任之，终至事态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叛乱爆发前一日，不久前才以拖字诀哄走8位代表的彼得对潜在危机已有所察觉，准备到军中安抚士兵情绪，但当他于次日召集全军宣示莫里斯的敕令时，罗马人上至将佐下至士卒全都不愿再予以遵从。最高统帅试图向他们演讲以平稳军心，但其最后尝试却被当时刮起的一阵狂风所阻断；与之相对，福卡斯之流则以此为契机，从各方面挑动起士兵们的逆反情绪。更糟糕的是，目睹此景的高级军官们不仅不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制止，反而全都因畏惧而簇拥彼得逃离军营，导致缺少管束的军队得以成功哗变。最终，至太阳落山之际，昔日曾经卑微的百夫长福卡斯在士兵们的举盾欢呼声中一步登天，并很快成为查士丁尼王朝的掘墓人。

虽然见识浅薄，但篡逆者仍然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一嗣叛乱成功，福卡斯立即带领自己的部众调头全速南返，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吸纳其它同样反感皇帝战略的同僚军士，这使得原本只是帝国一小撮叛军的小队伍不仅能够迅速壮大为足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怪兽，还得以让他们在不受丝毫阻挡的情况下，短短数日内就从多瑙河北岸的蛮荒之地直趋帝都的城墙脚下。

与福卡斯的当机立断相比，莫里斯的对策却显得极为糟糕。尽管罗马皇帝早在边军哗变不久就获得了最新情报，但他并未第一时间抽调东部兵力前来勤王，反而想要掩耳盖铃般的对公众封锁消息，企图以此粉饰太平。毫不奇怪，上述做法在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君士坦丁堡根本无法奏效，因为民众可以从各自拥有的渠道打探到最新战报。仅仅4天后，帝都民间即已准确流传出叛乱即将蔓延至京城的消息，君士坦丁堡随即陷入人心惶惶的境地，莫里斯遂被迫将实情公之于众。他的隐瞒策略除了白白浪费了最初几天的有效调兵时机、加深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但莫里斯并非没有翻盘的机会，君士坦丁堡那强悍到极致的城墙就是保护皇帝及其家人最好的护身符。整个城墙体系由护城河、内外两座城墙和无数强固的塔楼组成，在火药兴起之前足以抵挡来自敌方的任何侵袭。因此，只要帝都君臣拥有抵抗到底的坚定信念，城外的福卡斯叛军就只能坐视坚城屹立而无所作为。时间一长，僭帝及其支持者必然陷入补给短缺、军心涣散的不利境地，等到来自帝国各地的勤王之师汇聚完毕，福卡斯等一干犯上作乱者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罗马皇帝一开始也确实有依托坚城进行持久抵抗的想法，他接见了蓝绿两党的领袖，并从后两者手中拿到了900名蓝党和1500名绿党中高层领导者的名单，随即命令他们组织各自的成员到城墙各区域进行防御，名将科门提奥卢斯也被委任为战时总指挥官，统筹军事阻挡叛军攻势。一系列看似雷厉风行的政令同时被下达到帝都各处政府机构，很快就得到高官们的支持，许多蓝党成员都追随市政官加入了城墙备战工程，莫里斯的计划似乎已经得到了完美执行。

不幸的是，上述的所有一切都是建立在皇帝足够御下有方的基础上，然而实际上，由于莫里斯一生树敌无数，他在民众中早已没有号召力可言。代表市民阶层的绿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敌视的态度，代表贵族元老的蓝党虽然表面上拥护皇室，实则打算另立符合他们利益的人选取而代之。僭帝福卡斯更非庸碌无能之辈，他深谙己方处境的不利之处，一早就放出造反只为废黜不得人心的现任皇帝、另立皇储提奥多西的风声，并以如此简单的反间计就让敌方阵营自乱阵脚。此前尚在卡利克拉特亚打猎的提奥多西及其岳丈日耳曼努斯被迅速召回君士坦丁堡解释缘由，前者因父子感情上的天然羁绊最终得到谅解；但日耳曼努斯则遭致皇帝亲家的重点指控，并在日益严重的猜忌下不得不采取公开的武力反抗，他的行为旋即受到蓝党和牧首的大力支持，君士坦丁堡遂陷入两派互相讨伐的内部争斗中。

毫无疑问，帝都的内乱对莫里斯依托坚城进行长期消耗的战略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早已对皇帝不满的绿党组织起来公开讨伐皇室，他们以各种侮辱性的语言咒骂查士丁尼王朝的末代帝王，威胁要将莫里斯的支持者施以剥皮的酷刑，甚至纵火焚烧达官贵人的府邸。那些本来被调往科门提奥卢斯麾下巡防城墙的蓝党成员在听闻莫里斯与日耳曼努斯发生冲突的消息后，也迅速放弃手头的守城重担，全部加入到暴乱的人群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想要依托坚城固守待援的计划不可能再得到执行，就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障，莫里斯一家不得不选择逃亡。

当年11月22日夜，罗马皇帝莫里斯带着皇后君士坦提娜以及两人的9个儿女，乘坐一艘德罗蒙战船仓皇逃离帝都，一路向南横渡马尔马拉海，抵达普拉伊尼图斯的一座教堂避祸，他们的出逃也正式宣告了帝权的旁落。仅仅一天后，气焰嚣张的绿党就迫使日耳曼努斯大开城门，和牧首居里亚库斯一起亲自前往赫布多蒙行宫为福卡斯加冕。25日，兵强马壮的叛乱领袖在绿党的欢呼声中进入君士坦丁堡，志得意满地入住昔日神秘庄严的紫色寝宫，随即迫不及待地要将其对手全部斩尽杀绝。27日，前废帝莫里斯和他的6个儿子、皇弟彼得、名将科门提奥卢斯等一干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悉数被福卡斯爪牙逮捕处决，查士丁尼时代的最后遗存就此彻底退出历史。

福卡斯成功的叛乱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虽然就其个人而言，在短短20天内就从位卑身贱的底层士卒鱼跃为帝国至尊，实属历史上屌丝逆袭的最经典案例；但是，倘若上升到整个东罗马国家层面考量，这次叛乱却可谓晴天霹雳般的灾难。由于福卡斯攫取帝权的过程过于轻松，并未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砺，也没有任何因素对其加以约束，因此他性格中的残忍好杀、狂妄自大和不择手段的一面在继位后暴露无遗。从AD 602-610年，罗马新帝在帝国疆土上执行不受丝毫限制的暴虐政策，肆意搜捕滥杀持不同政见者，即使是当初扶助他登位的日耳曼努斯和绿党高层也不能幸免。高压的残暴政策无疑只能激起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内战的烈火迅速从东部的幼发拉底河边疆燃到西部的努米底亚，其激烈程度堪称自三世纪危机结束以来所未见。

祸不单行的是，当帝国内部变乱四起之际，它最强大的两个敌人很快也接踵而至。因此次叛乱几乎抽空了北方边界的驻军，福卡斯又根本不重视门户大开的多瑙河防线，原本已被莫里斯成功压制的阿瓦尔人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变本加厉不断侵入巴尔干和希腊，甚至多次威胁君士坦丁堡；东方的萨珊国王科斯洛伊斯二世同样不遑多让，此君以为恩主复仇的借口，公开向福卡斯宣战。东罗马帝国由此卷入与上述两大强敌间的战争几近30年，其最富庶的领地全部沦为烽火连天的战场。尽管希拉克略一度短暂收复了疆土，帝国元气终究受到了不可恢复的损耗，以至于再也无力抵挡阿拉伯人的扩张，最终从超级大国的交椅上跌落——毫无疑问，正是福卡斯叛乱点燃了罗马人走向衰亡之路的引线。千年过去，东罗马帝国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中，但当后人凭吊这一传奇国度时，或许仍会不经意地假设：倘若莫里斯当初能够妥善处理军队矛盾，没有被福卡斯利用来发动叛乱，他的王朝又是否能走上一条与现实完全相反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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