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尽管在西方世界声名显赫，但他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离不开胡适等学生的推波助澜。正如杜威夫妇家信中所说：“这些留学生在他们国内都有引人注目且受重视的地位，如果有一天，中国能真正自立而站稳了脚，他们远在美国的母校学院也将分享一份光荣。”

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的确，从1909年庚款留学以来，哥大培养的中国留学生逐年递增。哥大校友陈鹤琴讲，从1912年到194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就达上万人。

胡适也是庚子赔款官费生，最开始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5年后进入哥大哲学系，师从杜威。据胡适回忆，康奈尔哲学系的塞基派动不动就批评杜威，反而使他在1915年暑假对杜威发生了兴趣。胡适转入哥大时，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泰斗，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美国多座学校以他命名；他还是功能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胡适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却发现“杜威不善辞令。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杜威的课枯燥无味，据杨亮功（曾任安徽大学校长）记述：“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

胡适与杜威在纽约

胡适没有打退堂鼓，他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而且发现杜威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对老师更加推崇。那时，杜威一家住在纽约河边大道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是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参加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不过，在众多学生中，杜威对胡适并没有青眼有加，胡适也曾在日记里埋怨杜威是“有眼不识千里马”。由此而来的一桩公案是，胡适到底拿到哥大博士学位没有？胡适日记记载他曾参加学位考试，并提交博士论文，但在口试后却没了下文。传记作家唐德刚推测，胡适在答辩中只是“大修通过”，也就是说，博士论文还存在很大问题，要修改后再重新评议。

可是，胡适当时已经归国投身新文化运动，哪有心思再回美国改论文？博士问题曾困扰胡适多年，哥大校友朱经农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胡适，现在外面很多人说你没有通过博士学位考试，是假博士，催促他站出来证明。但胡适只说质疑他的人是别有用心，却没拿出实质证据。朱经农有所不知，让胡适“暴得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该书虽然在封面上特别题署“胡适博士著”，但哥大的档案显示，胡适直到答辩十年后才正式注册为该校博士。

虽然学位受挫，但胡适终生都遵循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

与胡适相比，师同出门的蒋梦麟则更受杜威赏识，他同时攻读教育和哲学专业，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陶行知尽管不是杜威直接指导的学生，但他在哥大师范学院也没少听杜威的课，一直把杜威视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把同龄同乡的胡适视作自己最好的朋友。

其他直接受业于杜威的中国学生还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开创了中国幼教事业的陈鹤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人。杜威来华时，他的这些学生均已崭露头角，于是杜威所到之处，无不是前呼后拥，大咖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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