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日本后现代主义作家，1949年1月12日生于京都伏见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演剧科。2009年，村上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值新一轮巴以冲突高峰期，支持巴勒斯坦的各方力量极力劝阻村上不要前去领奖，但村上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最终前往以色列受奖，并发表了以人类灵魂自由为主题的获奖感言。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村上春树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撒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是：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我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自我贬低。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版本二：

晚上好。今天我来到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以编写谎话为生的人。

当然，小说作者们不是唯一说谎的人。政治家们，如我们所知，也说谎。外交官和将军们有时也说着他们那种类型的谎言，就如同汽车推销员，屠夫，和建筑师一样。然而小说家的谎言与其它谎言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指责他的谎言不道德。确实，他的谎话越大、他把谎话讲得越精巧、谎言被创造得越像天才之作，大众与评论就越会赞美他。这是为什么？

我的答案将会是这样的：那就是，通过讲述充满了技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制造看上去真实的小说——小说家可以将真相放到一个新的所在从而让它显得更为清晰。而大多数情况下，要想从原始事态中抓住真相并且将它准确地描述出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着去抓住真相的尾巴，将它从它藏身的地方引诱出来，把它转移到小说式的所在，并且给它换上小说式的形态。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真相藏身于我们、我们自己内部的何处。这是一种创作好的谎言所需要的重要的能力。

然而今天，我不想撒谎。我会试着尽量诚实。一年之中仅仅只有几天时间，我会不讲谎话，而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请允许我告诉你们真相。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有一些人甚至警告我，说如果我来了，他们会对我的书发起抵制。这一切的原因当然在于，加沙地带所发生的惨烈的枪战。联合国报告说在封锁的加沙城有超过千记的人身亡，其中的很多是毫无武装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从得知获奖之时起，我就问着自己，在这样一个时间去到以色列领取文学奖项是否合适，是否这会给人带来我支持冲突某一方、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气势汹汹的武力的政策的印象。当然同时，我不希望看到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在细致地一番考虑之后，我决意来到这里。我作此决定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到这里。也许就像其他很多小说家一样，我打算恰恰就要去做那些我被劝告不要去做的事。如果人们告诉我——并且尤其是如果他们是在警告我——“别去那儿”，“别那样做”，我则倾向于“就去那儿”，“就那样做”。也许你们会说，这是我作为作家的天性。小说家们都是怪胎。他们就是不肯相信任何他们没有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或者用自己的双手摸到的事。

所以那就是我为什么来到了这里。我选择了来到这里而非回避。我选择了亲眼见证而非转头不看。我选择了对你们发表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请允许我，传达一条讯息，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作的时候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将它写到纸上或者贴在墙上，但我将它刻入了我头脑的深处，它差不多是这样的：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是的，无论墙有多么地正确，鸡蛋有多么地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将会有别的什么人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者历史会做出判断。但是假如有一个作家，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书写一些站在墙那一边的作品，那么究竟这些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

而以上比喻的意义何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意义只是太简单、太清晰了。炸弹和坦克和火箭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毙。这是这比喻的一层意味。

然而这不是全部。它还有更深的含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体制”。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它有了独立的生命意志，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我写作小说只有一个原因，而那就是为了使个体灵魂的尊严彰显，并且闪闪发光世人可见。一个故事的目的是敲响一个警钟，是燃亮灯火不灭，从而令在体制之中的我们的灵魂不至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不至于被体制损害。我真心相信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不断地去尝试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澄清——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落泪、并且因恐惧而战栗、因大笑而颤抖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继续写作的原因，一天又一天，用极致的严肃捏造着虚幻的小说。

我的父亲去年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名退休的教师，兼一名业余的僧人。当他在京都学校毕业后，他被征选进了军队，派送至了中国。我作为战后的一代，每天清晨早饭之前都会看到他在我家那个小小的佛坛前虔诚地念经、久久地晨诵。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不论己方和敌方。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觉到一片死亡的阴影在他的上方盘旋。

我父亲去世了，而他的记忆也随之而去，那些记忆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而那潜伏于他周身的死亡气息则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少数东西之一，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今天只有一个讯息希望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并且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墙体的脆弱的鸡蛋。照一切看来，我们没有赢的胜算。墙太高大了，太强大的——而且太冷酷了。假如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的话，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致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来自于对于我们从灵魂的联合所获得的那种温暖的信念。

请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副脆弱的、但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一无所有。我们一定不能任由体制去剥削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体制有它自己的意志。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

我非常荣幸能够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我非常荣幸我的书被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的人所阅读。而且我非常想对以色列的读者们表达我的感激。你们是我来到这里的最大动因。而且我希望我们分享了一些东西，一些充满了意义的东西。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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