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得并不好

《托尔斯泰肖像》莫斯科特列基亚科夫画廊藏

我开始迷茫、沮丧、丧失理智，受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困扰，那就是：我为了什么而活？

我就这样在丧失理智的状态中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期间我出了国，生活在欧洲以及和欧洲学者、进步人士的接触，使我更加肯定了我所相信的“自我完善”的信仰，因为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我身上的反映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形式，但凡受过我们那个时代教育的人，都会反映出这种形式，可以用“进步”这个词进行概括。当时我认为，这个词含义深邃，我还不能完全参悟。还有一个问题令我感到困惑，这个问题同样也在折磨每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人——我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进步地生活。”我回答说。这个答案像是一个人在随波逐流的小船上问“我该何去何从”时，得到的回答是“随遇而安”一样驴唇不对马嘴。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只是偶尔不理智，感觉很气愤地反对我们这个迷信时代的一切。人们用迷信隐藏自己对生活的不解。当我在巴黎时，死刑的场景却向我展示了这种对社会进步的迷信的不可靠之处。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被扔到棺材里时，我知道了，这不是理智所能理解的，应该用全身心去体会。任何一种当时存在的合理的进步理论，都不能为这种暴行开脱辩解。我明白了，即便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应设立死刑，但不论援引何种理论，我都认为这压根儿就不必要，也是不好的。因此，评判善恶的标准不是他人的言行，也并非是否进步，而是我的心和我自己。

另一件让我意识到这种对进步的迷信不足以诠释生命的事，就是我哥哥的死。我哥哥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谨的人，他很年轻就得病了，病痛折磨他一年多，他才痛苦地死去。他自己也参悟不透。生，是这么地不可思议；死，更是让他费解。任何的理论都不能回答我，也不能回答在卧榻上垂死挣扎、最后痛苦死去的哥哥。

但是，这些只是偶尔的怀疑罢了，事实上我还是继续生活，信仰这种进步。“万物都在进化，我也在进步，至于为何我会与万物一起进步，总有一天会明白的。”那时我应该是这样描述我的信仰的。

从国外回来后，我去了农村，开办农民学校。办学校这事非常合乎我的心意，因为其中没有文学教育中那些显而易见的虚伪。在这里我仍以进步之名行事，但却对这种进步本身持有批评的态度。我对自己说，某些方面的进步其实是不对的，应该完全自由开放地引领这些淳朴的乡亲和农家子弟，建议他们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托尔斯泰与孙子，莫斯科省，1909年

其实，困扰我的一直是同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想教书育人，却不知教什么。在文学活动的最高层面，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要是不知道教什么，就不可以教别人，因为我看见了所有人教的都不尽相同，而他们彼此之间用争论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对待农家子弟，我想可以绕过这个难关，为他们提供他们想学的知识。现在我回想起来，仍觉得可笑，当时闪烁其词，仅仅是为了支撑自己的欲求——教。虽然我心里明镜似的清楚，他们需要的，我什么都不能给，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需要的。学校成立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取经，为的是知道怎么做，才能在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教别人。

我觉得，在国外已经掌握了这些本事，能用那些卓越的智慧来武装自己了。在农奴解放那年（1861年），我回到俄国，干起了调解人的活计，在学校教没文化的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教有文化的人，这给人的感觉是，事业在按部就班地发展了。但感到自己精神上不是完全健康，这个工作也不会持续得太久了。那个时候，假如我缺失了另一种我尚未探索但会给我幸福希望的生活——我的婚姻，我就很可能陷入五十岁时候那样的绝望。

这一年期间，我忙于做调解人、老师，写杂志专栏，疲惫不堪，尤其是由于思想上的紊乱——作为调解人我要处理繁杂事务，学校的教育工作也不在状态，我觉得这和我在杂志中的影响简直大相径庭。我的初衷和造成的影响一直都是一个目的——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掩盖自己不知道应该教什么这一事实。我病了，心病而非身病。我放弃了所有，奔赴草原，呼吸巴什基尔的空气，喝马奶酒，过畜生一般的生活。

与妻子在书房

从那里回来之后，我结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完全转移了我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在这期间，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家庭、妻子、孩子，以及改善生活水平上。先前对于自我完善的追求，已经演化成对一般意义层面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现在这种追求更是直接变成了如何让我和我的家庭尽可能地过好。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我认为，文学创作百无一用，但在这十五年间，我依然笔耕不辍。我尝到了文学创作的甜头，沉湎于高额稿酬的诱惑和这微不足道的劳动带来的赞扬，并痴迷于把它当做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减少自己和大家对内心深处关于生活意义所有问题的探讨的手段。

我一边写作，一边把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传授给他人，教他们怎样生活，才能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地好。

我便如此活着。

托尔斯泰与家人

但是，五年前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开始我很困惑，感觉遇到了生活的瓶颈，仿佛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应该做些什么。我迷失了，陷入了无限的沮丧。但这些过去后，依旧像往常一样生活。可是这些困惑经常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频繁。这些生活的瓶颈，往往以相同的问题来表达：“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生命去向何方？”

一开始，我觉得这些都是些漫无目的、不相干的问题，这些问题家喻户晓。假如我着手去解决，应该是不怎么费事的，只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而已。但只要我想，我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它们总是阴魂不散地重复出现，越来越急切地要得到答案。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像无数的点聚集在一个地方，凝结成一摊黑色的污迹。

这件事发生了，就像每一个患有绝症的人一样，首先出现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征兆。通常病人不会在意这些征兆，随后轻微的不适频繁地重复出现，最终汇聚成病人不间断的痛苦。痛苦慢慢滋生，病人还没来得及回想，就已经意识到，他曾经不以为然的小毛病，如今对他来说已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死亡！

同样的故事也在我身上上演了。

晚年的托尔斯泰

我明白这不是偶然的小毛病，而是很重要的大事。如果再有同样的问题重复出现，那么就应该回答它们。我也试着回答了。问题是那样的愚蠢、简单，有些小儿科。就在我刚接触并试着解答它们时，我就确信：首先，这些不是愚蠢的小儿科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意义深远的问题；第二，无论我做什么，不管是治理萨马拉庄园，教育我儿子，还是著书，我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些。在我不知道目的为何时，我什么都不做。

对农场的盘算那时候占据了我整个脑海，有时突然间在脑海里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瞧，已经很不错了，你在萨马拉已经拥有6000俄亩土地和300匹马……你还想要什么？”我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想。或者当我开始琢磨如何教育孩子时，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呢？”或是讨论如何才能让人民丰衣足食时，我又突然对自己说：“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想想我的作品能给我带来什么荣誉时，我对自己说：“瞧，已经不错啦，你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还有世界上的所有作家都更有名——那又如何？”我完全无法回答自己，哑口无言。这些问题不能等，现在就要答案。如果我不回答，那就没法生活。然而，答案却没有。

我觉得我的立足之地已经坍塌了，我脚下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赖以生存的一切也不复存在，什么都没有了。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