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司马迁写《史记》用的是春秋笔法，即微言大义。看他写《李斯列传》，应就是用这种笔法了。但见他起笔即写道——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为一个人写传，一开头就写“鼠”，其实已隐含贬低之意。李斯因看到“厕中鼠”和“仓中鼠”的不同境遇而深受感触：人也如鼠，有没有出息，主要是看其所生存的环境。司马迁如此写法，应是隐示李斯其实是鼠辈，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如何让自己从“厕鼠”变为“仓鼠”。因而司马迁用冷竣的笔法，描写了李斯“文人无行，不择手段，追名逐利，最终一场空”的人生历程。

1、学成帝王术，事秦不事楚

不可否认，李斯是个聪明之辈，他很清楚应怎么做才能达成目标。因而他首先选择的是拜荀子为师，做个有知识有才能的文化人。司马迁说他“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而学成“帝王之术”的李斯，却不选择为自己所在的楚国效力，他在应为谁效力的问题上，可说看得很准，说明他的确是才识过人。司马迁这样写道：“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

李斯所选择的是当时的强秦，其选择无疑已隐示了他的为人：不先考虑为国效力，说明他不道义；只选强秦，说明他以强者为尊而不论是非，是趋炎附势之人。

2、行“贿赂和暗杀”之策，佐秦击破各诸侯

李斯到秦国后，所选择的切入点也很准，他先“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得吕不韦赏识后被“任以为郎”，后来他找机会接触到秦王后，终于游说秦王成功，“秦王拜斯为长史，听其计”。

然而，他给秦王出的计谋，不是贿赂，就是暗杀，手段很不光彩，根本不像个品行端正的文人所为。司马迁这样描述：“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因六国诸侯各怀鬼胎，互不信任，李斯的计谋得逞，各诸侯被秦各个击破，李斯可谓功不可没。此时司马迁所隐示的是：李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文人无行”初露端倪。

3、因妒忌，谗害韩非

李斯谗言害韩非之事，司马迁其实并未在《李斯列传》中直言，而是在《韩非列传》中说，隐言足够深。我们且来看看他如何通过“两传”隐笔刻画李斯“文人无行”的真实面目——

李斯因“击破诸侯”之功被提拔为客卿，但正官运亨通之时，秦国却出了“间谍”，秦王听从宗室大臣的规劝，对他国前来事秦者，下了逐客令。李斯作为他国人，也在被逐之列。为了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利益，李斯此时表现出了文人从所未有的才气和勇气，写下千古名篇《谏逐客疏》，反驳秦王的决定。这篇《谏逐客疏》写得气势磅礴，文采斐然。鲁迅曾因此称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他在《谏逐客疏》中这样规劝秦王：“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听从了他的劝谏，恢复了他的官职。然而，对秦王非常欣赏的韩非，他却不但劝秦王“逐客”，还进谗言害韩非入狱。这与他在《谏逐客疏》中劝谏秦王勿要“逐客以资敌国”的主张可谓背道而驰。

据《史记·韩非列传》记载，韩非讲话结巴，不善言，却善著书，与李斯同为荀子门生。在学问上，李斯也“自以为不如非”。韩非因屡谏韩王以强兵之策不被接纳，“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秦王读到《孤愤》、《五蠹》后对韩非非常赏识，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居然下令攻韩，只为迫使韩王交出韩非。然而对来秦的韩非，李斯非但不讲同门之谊，还向秦王进谗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更过份的是，当韩非入狱后，李斯仍不肯善罢甘休，还派人去毒害，竟“使人遗（送）非（韩非）药，使自杀。”

司马迁通过《韩非列传》里的隐笔，进一步刻画了李斯这个文人在名利场上已渐沦陷，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司马迁在此所隐示的，应是文人起妒忌心的祸害：有才无德的文人，会忌才害才。

4、为获宠邀功，进言焚书

秦灭六国后，已“官至廷尉”的李斯反对实行周朝的分封制，建议推行郡县制，秦始皇听从他的建议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制因比封建制更有利于稳定，因而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采用。客观地说，李斯在这方面算是居功甚伟。他也因此官升丞相。然而，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向秦王献媚的另一个建议，却令当时的无数文人丧命，大批文化遗产化为灰烬，可谓祸害甚烈，遗害无穷。

由于秦刚统一，人心未稳，人们各依所学而议论朝廷法令的现象较普遍。李斯因而向秦始皇进言：“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

秦始皇为“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听从了他的建议，实行了史上臭昭著的“焚书坑儒”。司马迁在此所隐示的是：奴颜媚骨的文人，一旦失去文人应有的品德和风骨，祸害是可怕的。

5、临危变节，致秦朝覆灭

踩着无数人命上位的李斯，后来官至丞相，位极人臣，可谓已达成他做“仓鼠”的人生目标；且他的后人“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一家几代全都成了秦朝的“仓鼠”，享尽富贵荣华。

此时的李斯却更眷恋权位，患得患失，当李由告归咸阳时，“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看到如此排场，李斯不禁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大意是说，今日富贵已极，但不知日后能否得善终？

在秦始皇死后，李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可谓达到了极点。始皇三十八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赢政出游至沙丘病重，“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但书信刚封好还未交与使者，赢政就断了气，书信及皇玺都留在赵高处。当时赢政的长子扶苏（也是李斯的女婿）与大将蒙恬在北疆屯边。非常了解李斯为人的赵高这样游说李斯：“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于是，李斯为保相位，临危变节，与赵高狼狈为奸，废扶苏而立胡亥，结果，扶苏赐死，蒙恬自杀。

然而胡亥即位后只宠信赵高，对赵高是言听计从，“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胡亥甚至尽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乘死于杜。”群臣人人自危。此时的李斯为了自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竟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他向胡亥进言：“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途），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结果采纳他建议的胡亥为“行督责之术”，竟“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致使“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刑者相半于道，死人日积于市”，民不聊生，陈胜、吴广等揭竿而起，天下大乱。最后，李斯仍被胡亥“腰斩于咸阳市，并夷其三族”。强秦也终在胡亥手中覆灭。

纵观李斯的一生，他跟随嬴政东征西讨，先后灭掉各诸侯，统一中国，应是战功卓著。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过多记载他的丰功伟绩，而是以“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写了他如何从“厕鼠”到“仓鼠”的人生历程，其中的隐喻令人深思。也许他所要隐示的是：一个文人，若有才无德，只会一步步沦陷，走向自毁之路，终将害人害己，祸国殃民。

其实李斯在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良莠不齐”，褒贬不一。一位明末清初的文人这样评论李斯的一生：“李斯尝为仓吏，见仓鼠而乐之。吾观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谋饱，终而啮人，秦之社遂以空。”窃以为，此评论点明了司马迁用春秋笔法写《李斯列传》的真正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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