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西方商业成就，始终让今人疑惑：古老的中华文明为何会输在贸易发展的起跑线？

有人将之归功于明清两朝开始的闭关锁国，也有人将原因归结于更早出现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然而，两者都不能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从税率这类细节出发，体察两个古代帝国的结构性差异。

罗马的商业由大量奴隶和被释奴经营

对于现代人来说，商人绝对是体面而拥有足够社会地位的职业。无论清高文化和反社会思维如何发作，都无法阻止这个坐拥财富的阶层，获得普罗大众的追捧。更无法阻止各大经济体对商业活动的严重依赖。但在农业时代，情况则与后世完全相反。罗马与汉朝的社会舆论，普遍充满着对商人的不屑。

在罗马社会，传统公民被认为应当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投机倒把的商业或放贷。因此，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商贩和物流从业者，都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或被释奴。例如在公元192年的奥斯塔城，驳船所有者中的被释奴和奴隶占比就高达96%。

罗马元老如果从事商业会被自己的同行鄙视

汉朝的不屑也露骨许多。《史记-平准书》就记载，汉高祖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织衣服和坐车，同时却需要交纳沉重的侮辱性租税。后来的皇帝也再接再厉，规定商贩家庭的子弟不能担任官员或小吏。这些措施无疑是让商人的地位被贬到一文不值。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比罗马的同类社会风俗更加严厉。

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双方对于商业从事者的态度和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纵使罗马人觉得商业行为可耻，但当局从没有严厉禁止这种行为，也没有对商人进行侮辱性处罚。甚至在共和国时代的晚期，还有成为三巨头的克拉苏，是依靠经商获得巨大财富。到了帝国时代早期的提比略皇帝当政，元老院里也有人参与放贷行业。这些事情放在汉朝，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汉朝从刘邦开始就出台大量歧视性法律

罗马的官僚和军队规模都比较有限

双方的理念差异，也会受到体制特性的放大。虽然人口和面积都非常接近，但罗马采取典型的小政府模式，而汉帝国则是不折不扣的大政府管制代表。

例如罗马的公务员数量很少，在进入帝国时代后也不过有千余人。就连后来大力加强集权的戴克里先皇帝时期，大幅扩张的官僚队伍也只有3-3.5万人左右。对比公元2年时的汉朝，全国官加吏总计竟有120285人之多。随之而来的巨额行政成本，足以让两国商人承受税率差距甚大！

汉朝的每个州郡内部就有无数关卡收税

由于商业活动免不了人口流动与跨越地界，所以放在管制严格的汉帝国就非常痛苦。本着编户齐民和安全防范的角度，汉朝统治者对人口流动做了极大的限制。各郡、县、州的交界处和险要的山口、河岸都设有士兵把守关卡，严格防范自由出行。商人要运输货物，需要经过汉朝官僚颁发的许可凭证，才能在缴税后安全通过。遇到汉武帝这样不懂体恤民力的君主，还要对盐、铁、酒等行业实行专营专卖，挤压民间商贾的生存空间。哪怕后人稍有松动，这种垄断体制也在汉朝施行了400多年。

相比之下，罗马的公共事务、军需物资甚至是税务都在共和国时代进行外包。虽然这个情况在公元3世纪后也被国营部门取代，但罗马帝国在大多数阶段都在鼓励个人参与相关各业，避免自身涉及过多领域。因此，罗马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经商，也不需要得到批准才跨越边境。

罗马经常以几个行省作为单个税区

汉朝商人的过路税负担就非常繁重

结果便是汉朝商人所需要承受的关税很高。从《九章算术》和《三国志》遗留材料来看，关税通常设置在10%-50%不等，且需要在不同关卡重复征收。因此，过5关的商人就需要累积缴纳83%的税额。即便只过1关，也至少有10%的价值被瞬间蒸发。这还不算后期经营时所需要承担的消费和经营税。

汉朝的经营税被称为市税。具体税率目前没有完整记载，但仅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里的记录来看，对贩卖铁器和盐的商贾就会分别征收20%和16.6%的份额。商人还需要额外缴纳称为算缗的财产税。在武帝之前，这个税率仅有2%。到刘彻大肆敛财，就迅速飙升为6%。如果你属于自产自销的小商人，则按照3%的税率进行征收。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购买铁器到他县贩卖的商人，最少需要交纳商品价值的30%。如果你自己采铁并制作铁器贩卖，即便不过关也需要交纳40%的税。辛苦1年过后，还要再交纳3-6%的财产税！

低税率支撑着罗马商业的繁荣

罗马虽然也存在关税同样累计征收的情况，但整个帝国仅设有9大税区，让很多人甚至不用和过境税打交道。以较为庞大的高卢地区来说，3个当地行省加上2个日耳曼地区的行省，才综合为1个税区。因此，商人跨越这些税区内的行省都无需重复缴税。同时，关税比率也普遍不高。意大利地区的税率为5%，其他税区则仅为2%-12.5%。唯有从东方进口的外国商品，会一律征收较高的25%。当然，罗马人也会重复征收关税，比如进出城市港口，会被征收2%-5%的港口税。

除此之外，罗马对营业税也有征收规定。自卡里古拉皇帝开始，罗马城的商贩会被征收1%的营业税。到了后来的维斯帕先当政，漂白厂和公共厕所的尿液也会收税。3世纪的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要求所有手工业者都必须开始纳税。只是后两者的具体税率并不清楚。但以罗马人一贯的作风和卡里古拉时期的税率做参考，大概也只在1%左右。如果全部相加，3世纪的商人进行国内贸易，离开某个港口或税区的税收也不超过20%左右。在最少的时候，仅需要交纳4%的税。做国际贸易的人会比较惨，前前后后付出30%左右的税。但他们买卖的物品往往价值极高，完全可以对冲重税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影响。

罗马时期的商船装货壁画

由此就不难得出结论：罗马和汉朝的商人都不被当时的主流舆论所完全认可。但罗马从不打压商业行为，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宽容度也更高。甚至希望以经济生活为重心，帮助政治生活的有条不紊。汉朝则将政治与经济生活大体绑定，并将前者完全凌驾于后者之上。这就让征税者需要更多维护成本，纳税商人也相应的被拔高了经济负担。

这也足以解释罗马帝国境内的商业繁荣，以及汉朝各地的商业畸形或凋敝。如此鲜明而刺眼的对比，足以让后人鉴之并继续展开许久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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