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刘宪权，男，195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一直引领着几十年来上海乃至全国预防和惩治经济犯罪的发展方向。他带领的教学团队对全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他领衔的刑法学科在经济刑法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他领头的劳模工作室发挥法律专长服务大众百姓。他曾先后获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教育功臣、上海市总工会十大劳模年度人物等荣誉，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

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王牌教授。有大师名家坐镇，大学才叫大学。可名声在外的学术大腕们，平时在哪里现身？大一新生入学后，有机会聆听名师讲授学术真经吗？

在华东政法大学，学生要找学校里的“头牌”并不难。去全校最大的阶梯教室，那里有个“宪太爷”，每学期都在给本科生上专业基础课。

大名鼎鼎的“宪太爷”，就是刘宪权，华政法律学院院长。他是国内知名的刑法学家和教育家、国家级教学名师、上海市教育功臣，也是高教界为数不多的全国劳模。

“没有上不好的课，只有上不好课的老师。”这是刘宪权的名言，光从这句霸气侧漏的话中，就能感受到他的能耐和底气。

“宪太爷效应”发威

刘宪权执教的华东政法大学，以法学教育为传统优势和办学特色。在这个大学里，给学生传授法律知识的教授多如牛毛，可刘宪权上的刑法课，历年来都是全校最叫座的，没有之一。

刘宪权上课，喜欢一边踱步一边“耍宝”，他会不经意间抛出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从上课的第一分钟开始，把学生们的注意力牢牢抓住。

“一个医生看到有个病人生命垂危，但不采取任何措施，这是什么行为？”“如果这种行为叫故意杀人，那这和一名警察在路上看到一名歹徒在持刀行凶却不采取任何行动，是一样性质吗？”……（相关讲课实录详见第五版《从法理角度看死缓和死刑》）

上过课的学生都知道，这些问题预设了“陷阱”。有时候，回答提问的学生在教室里齐刷刷站了一排，可答案还是没浮现。

“大家翻书。”刘宪权一声令下，要求学生们看教材。然后，就是一阵“哗哗哗”的翻书声。有时，他会煞有介事地给学生们一句一句地念，就像吟诵诗歌一般。

有人曾私下问刘宪权：“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刑法你烂熟于胸，上课还要翻书，读教材？”

刘宪权笑而不语。后来，有年轻教师看出了其中玄机。这位大师带教材去教室，是为了在学生面前“作秀”。

“现在的90后大学生是互联网一代，不少人认为教科书没看头，考试前翻翻、背背就行了。也有学生觉得，网上什么都有，再加上慕课兴起，书不看也罢。”

常年给本科生上课的刘宪权，一眼就能看穿学生们读书时间少、翘课成习惯等“恶习”的心理根源。这位50后的“宪太爷”知道，与其和学生们讲干巴巴的大道理，不如让他们在课堂上踩踩“陷阱”，教训深刻些，开悟得快些。“不读书，不听课，你来上大学干嘛呢？！”

在华政，刘宪权的课制造了很多传奇。有学生甚至称之为“宪太爷效应”。

刘宪权征用全校最大的、可同时容纳300人的教室，但一堂课总要硬生生地挤下四五百人。这种盛况，无意间也会给周边的教室造成一些“灾害”。有老师就提出，希望排上课教室的时候离刘宪权的课远一点，否则“自己教室的桌椅都保不住”。

因为刘宪权的缘故，华政刑法学的考研分数线奇高，招录比一度高达8:1。“本科招生，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是大热门，刑法的分数线算中等吧，可在大学里听了刘老师的课，大家都来转报刑法。”如今就读于华政法律学院的硕士生李舒俊，本科读的是经济法。正是因为刘宪权，他改了专业志向。

蝉联16届“最佳教师”

讲台上的刘宪权风光无限。可鲜有人知，这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对教学的“大手笔”投入。

刘宪权带教的徒弟、华政法律学院副教授吴允峰就认为：“他对上课有一种‘痴’，你就算有心去学，也不一定能学得像。”

吴允峰去刘宪权的课上旁听过好几次。最让他佩服的一点是，刘宪权讲的每一节课都是新的，从不重复。这是因为，讲课已至炉火纯青境界的刘宪权，至今还在备课。“一节课45分钟，他备课至少45分钟，收集最新鲜的真实案例，设计成教案，然后再化为课堂上的一个个提问。”因此，司法界发生的大案要案，华政的学生们在看到新闻的同时，就可以在刘宪权的课上同步听到精彩解读和分析。

刘宪权上课，还有很多“习惯”。在他长达32年的教学生涯中，“迟到”这件事从未发生过。相反，他常早到教室约半小时。他说，这叫“暖场”，只需和学生聊几句，就知道上节课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每节课下课，刘宪权还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做笔记，记录一节课下来自己认为效果没有预期好的地方……

华政迄今开展过20届“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评选，刘宪权连拿16届，前4届空缺是因为他那时去了香港，不在学校。据说，这个评选活动的颁奖仪式简单极了，“就是发一块牌子，偶尔会发个杯子。”可刘宪权每次一说到这个奖，笑容必定浮现在脸上。

比起其他各种殊荣，这个学生颁给他的奖，刘宪权看得最重。但有时，品味“最佳教师”这几个字，他也五味杂陈。“教书是教师的本分，可现在的大学里，越是有名的教授，离本科生越远。”

和“学术大牛”较高下

在华政任教的这些年，刘宪权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国内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公共财政对大学的投入增加了，但本科生授课讲台也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危机。

“我习惯在教室里边走边讲。以前本科生一个班二三十个人，现在是300个，增加了10倍，如果加上蹭课的，人数更多。这样我在教室里走起来都很困难。”

同行里，有些教授们开始忽视“小本”。“学生太多，上课效果必然下降，这是没办法的事”。“要求稍微严一点，选课的人就少了，现在的孩子，难教。”

另一头，老师们肩头的科研压力与日俱增。“最明显的是评职称，科研强的可以破格，可若是教学强呢？十之八九要再等等。学校之间较劲也是如此，科研拼得厉害，老师上课好不好，一般都不列入统计和评估范围。”刘宪权说，正是在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指挥棒效应下，很多昔日的大学教师变身科研“大牛”，同时也成了学校里的“影子教师”—本科生的课堂根本见不到他们。

在很多公开场合，刘宪权借着自己在学术界还有点话语权，每次都抓住话筒呼吁：“大学扩招后，盘结在高校本科教学的矛盾已很明显，成为制约国内大学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不破，高等教育是没有希望的。”

为了给更多学术“大牛”以善意提醒，刘宪权不惜当“刺头”。有一次，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挑战”了一位学术名家。“不同的研究领域，比不出学术水平高下，不如比上课，都是当老师，就比谁教本科生时间长，谁更会讲课？”不出所料，这位名家成了刘宪权的“手下败将”。

“我评上教授前，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课题经费，那时当老师，大家想的就是教书，站稳讲台。”刘宪权直言不讳，现在很多老师的课题经费已经多到用不完，但“上课的本分”却守得不够好。

生活中的刘宪权，亲和、幽默，一点架子没有，也不喜说空话大话。可唯独讲到教学这件事，他格外认真，有时讲到激动处，会蹦出一句话：“重视本科生教育这件事情如果没做好，我们当教师的就真的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文汇报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