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六年入围，却六度落选，村上春树与诺贝尔文学奖间似乎总隔着道难以划破的薄纱。

 

诺奖的评选标准多变，而我们也无从寻觅到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方式，去比较村上春树与莫蒂亚诺的高下。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跑步者的世界中，村上和他的文字就是值得所有人仰望的标杆。

 

其实，无论文字或是生活，村上春树都不那么日本。

 

他的小说没有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般浓郁的“和风”，文字反倒深受从事翻译工作那段经历的影响。

 

29岁前，村上不写小说，与太太贷款了500万日元经营着一家爵士俱乐部，过着“每天60支烟”的夜生活。

 

在成为长跑狂人与知名作家前，村上的工作就是站在吧台之后与顾客聊天。他并不健谈，却偏爱孤独，甚至曾对自己发誓“一旦这份工作告一段落，一定只跟那些我真正愿意交谈的人说话。”

 

几年后，跑步与写作，先后走进村上的生活，理由也都不约而同地简单。在《明镜》周刊的一段专访中，他如是解释：

 

“刚成为作家那几年，我吸烟吸得很凶，牙齿和指甲变黄，腰胯周围冒出不少赘肉。只是想通过跑步减肥。”

 

“1978年4月，我在东京神宫体育场看棒球，天气明媚。养乐多燕子队的戴维·希尔顿击出了一记完美的好球，突然我觉得自己能写出一本小说来。”

 

 

人们了解村上与马拉松的故事，大多源自那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本书的书名是标准的“雷蒙德·卡佛句式”，取自美国小说家的《当我谈爱情时，我谈些什么》，为的则是向大师致敬。

 

卡佛偏爱写社会的阴暗角落，影响了后来王朔、苏童等一大批作家的文风，但只有村上连生活也因他而发生改变。村上说：

 

“当作家写下一个故事时，他是在面对体内的一种毒素。假如你没有这种毒素，你的故事就会无聊而平庸。这就好像河豚：河豚的肉是极为鲜美的，然而它的 卵、肝和心脏都有足以致命的剧毒。

 

我的故事都位于我意识深处一个黑暗而危险的地方，我能感觉到意识里的毒素，但我可以承受较大剂量的这种毒素，因为我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当你还年轻时，你体质强壮，因此通常无需训练就能战胜这种毒素。但是过了40 岁以后，你的体力消退了，假如还过着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你就没法对付毒素了。”

 

尽管文字的风格与卡佛直白如同流水账般的“极简主义”大不相同，村上却与其一样笃信，从事艺术工作（自然包括了写作）是一种并不健康的生活。他自认不是那种“轻轻松松就能够抵达故事源头的作家”，必须深深挖掘才能到达灵魂深处的黑暗角落，寻找出所有想要的东西——形象、人物、隐喻。

 

用村上的话说，跑步不会给他带来写作的灵感，却让他得以安全地穿梭于意识与现实之间。“作家寻找他的故事是有危险的，跑步帮助我避开这种危险。”

 

 

 

 

对于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而言，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晦涩与抽象，但倘若读过梁文道如何谈论村上春树与跑步，我们或许会对此更有感触：

 

“在村上春树的所有嗜好里头，只有一种是我不能享受，却又因此深深佩服的，那就是跑步。从1982年开始，他每天持续跑步至今，而且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全程马拉松。这个习惯是他日常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与身为小说家的身份紧紧连在一起。

 

我特别佩服这种生活极有规律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就是工作。‘工作’不是贬词，而是一位全职作者的自我认知和要求。一般人想像的写作太浪漫了，是一个才子的灵气迸发，其来无影去也无踪，不拘时地无法无相。然而，对于一个深恐自己才能终有限期，因而想要小心维护它养育它的作者来讲，用“工作”这个字眼去命名自己的创作实在是太重要了。与一般上班族不同，写作似乎是自由的，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作息时间；但这恰恰就是一般作家的最大陷阱，因为这种状态很容易使你丧失焦点，精神散乱成一堆昏暗的碎片。欠缺规划、节奏与纪律，不只完成不了鸿篇巨制，可能连短小的东西也没法一直保持该有的水准。‘工作’，就是要锁定自己；它不是没有灵魂的匠技工程，却是种类近于修行的养气之道。所以豪迈奔放如海明威，也一样极有规律地工作。”

 

村上曾沿着史上第一次马拉松路线的反方向，从雅典跑到了马拉松，也曾在1995年跑完一次百公里跑后，进入了“长跑者之抑郁”的状态，直至后来在铁人三项中找回了跑步的动力。

 

跑步对于他或者他的文字而言，已不只是一种娱乐，正如他所说的，如果非要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些什么，不如写上“至少他是跑完而不是走完的。”

 

文/谢笑添